□ 陈永志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间范围可以定位为青铜时代至近现代，空间范围大致框定为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这一区域，自然环境以草原为主要地貌特点，活动的人类群体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类型。

“草原丝绸之路”是几千年来连接东西方经济贸易的大动脉，它的发展与繁荣在蒙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在窝阔台汗时期，正式建立了驿站制度，元朝形成了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这些驿站既是元朝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政府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了三条主线。草原丝绸之路的三条主干线大多向西北经中亚纵向延伸，直至欧洲。这三条通往欧洲的驿路，构成了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丝绸之路的形成必须具备两大前提要件，首先是要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与相对文明的组织结构，其次是要有大宗商品交换的社会需求。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习俗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有关。2500年前，在亚欧草原的中部相继形成了早期的游牧文化，主要有卡拉苏克文化、斯基泰文化、科班文化、塞种文化等。这些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野兽纹”艺术装饰风格的盛行，这些野兽纹装饰品大多以黄金与青铜为主要质地。这时内蒙古地区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区位优势日渐凸显。

夏商阶段，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也初见端倪。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时代的人。其母简狄。“狄”皆为北方或西北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称谓。这一古代民族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又是举族经商，故又被称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后代商汤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称之为“商朝”。自契至汤历14代，商族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在蒙古草原地带发现的岩画当中发现不同形制的车辆图案，说明车的发明应当与北方草原地带生活的游牧民族有关系。由于车辆的发明是以道路的形成为主要前提的，因此，可推断在中原的夏商时期就已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形成。

生活繁衍在蒙古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传承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介质，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草原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还与中国历史上后来匈奴、突厥、回纥、契丹、蒙古族都有着密切关系。

匈奴族肇兴于公元前3世纪，在部落首领冒顿单于时，一举统一北蒙古草原，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匈奴之后的鲜卑族，经过轲比能、檀石槐部落大联盟，又一次统一蒙古草原地带，草原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鲜卑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具有密切的关联。鲜卑族的南迁基本上是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的。一个民族的迁徙实际上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动过程，嘎仙洞北魏李敞的石刻祝文、和林格尔的盛乐古都、大同的平城旧址都是拓跋鲜卑在草原丝绸之路上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古迹。

突厥人于公元6世纪中叶在蒙古草原地带建立了突厥汗国，其疆域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具体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达君士坦丁堡。随着唐朝对蒙古草原的统一管理，使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突厥与回纥汗国的建立，唐王朝对两大汗国的管理，使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再一次得到了开发与拓展。

契丹建立的辽王朝，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贯通。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为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主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公元1124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西辽政权还将东方的儒家思想、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带到中亚地区，对当地的伊斯兰教文化造成很大的影响，让西方国家领略到了东方汉文化的强大魅力。

蒙元时期是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鼎盛的阶段。至元朝建立，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有站车4000余辆。当时，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络绎不绝。最为著名的事件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向西方详细介绍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和礼仪、蒙古族的生活风习等。

近几年，在这些草原城市的遗址当中，相继发现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大量实物。这些充分说明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在中国北方大草原上的草原商贸城市成一线分布处于蒙古草原的东部边缘地带，是东西方商贸交易的重要枢纽和桥头堡。草原丝绸之路的发达，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使草原文明在元朝达到了极盛。

 

　　

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草原丝绸之路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草原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草原丝绸之路从文化的角度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游牧民族的经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是极不稳定的，所以，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上，除了商品交换以外，还会出现不同民族间的和亲、朝贡、战争等复杂的文化现象。

 

　　

草原丝绸之路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线路。关于文化线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文化线路宪章》中有明确的概念定位：“任何交通线路，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其他形式，拥有实体界线；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为特征，以服务于特定的、十分明确的用途；且必须满足于以下条件：他必须是产生于、也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类、国家、地区甚至大陆之间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交流；它也因此必须促进了其所影响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杂交融合，并通过其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与线路存在相关的文物和历史关系，必须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系统。”草原丝绸之路，无论从规模、影响与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上来讲，它的遗产优势明显高于其它文化线路。所以，我们可以把草原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做如下定位：草原丝绸之路是青铜时代以来沟通欧亚大陆最为主要的商贸大动脉，它是集系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庞大而又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线路。

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自东向西分布有一系列的古代城市遗址，这些古代城市遗址是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的实物载体，以此为中心，多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碰撞、融合、升华，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纽带与桥梁，也是草原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精粹。因此，保护和利用好当今世界上最长的文化线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本文作者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