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在中国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且长盛不衰，传遍全球。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中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此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也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个义项。“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传播的中心。在历史上，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四条陆上“茶叶之路”：一是经过西域通向中亚、西亚及欧洲；二是经过蒙古通向俄国；三是经过东北通向朝鲜半岛；四是从西南地区的茶区直接通向南亚诸国。其中，以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俄茶叶贸易商路最为突出。它始于18世纪初，延续时间约2个半世纪。运输路线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沿西北方向穿江西、经湖南至湖北，然后自汉口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入蒙古国境内，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经乌兰巴托到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再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经乌兰乌德、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等地到达圣彼得堡。这条连接中外、跨越亚欧的茶叶之路，途径大小两百多座城市总长达1.3万公里，成为闻名于世的“万里茶路”。

“万里茶道”行经风光旖旎的南国水乡、山河壮美的中原腹地、气象雄浑的塞外大漠、银装素裹的雪域高原，热情浪漫的异域风情，沿线分布着众多的历史古迹，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风土人情，不仅仅是一条堪称与汉代“丝绸之路”媲美的国际贸易通道，也是一条跨国黄金旅游线路，更是一条象征开放、文明、友谊的文化纽带。“万里茶路”文化品牌的打造，对于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调动多方力量、弘扬优秀文化，促进中蒙俄三国沿线城市对外开放、友好合作、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旅游互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我们从各自的视角，去欣赏茶路上各种地域和气候造就的奇特的自然生态，各个时期先辈留下的宝贵的文物古迹；去体会因茶叶贸易而形成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建筑、习俗、礼仪等文化现象，由茶文化催生的商业交流和民族融合，就会像翻阅一本厚重而有趣的书，从中品读出许许多多新奇、丰富的内容。这时，每个人的心中便有了不同的“万里茶道”，一个载入史册并将继续成长、清晰而美丽的“万里茶道”。

晋商是万里茶道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据文献资料记载，晋商有多家大商号都做茶叶生意，其中祁县史大学开创的大盛魁，乔家恒隆光，汾阳牛氏壁光发，太谷曹家锦泰亨、锦泉涌，以及榆次常家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最为著名。他们把福建、湖南、湖北等南方产茶省份作为原料基地，北上将茶叶运回山西或者在外地办厂进行加工，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旅蒙晋商贩茶所向主要包括经由西口（即山西右玉杀虎口、临县碛口）和东口（即河北张家口）的两条线路，从而进入内蒙，又远赴蒙古、俄罗斯。在这条古老的茶叶之路上，最早或最重要的行商无疑是山西人。

“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主导者是明清晋商。从茶道的起点到终点，从茶叶的生产到销售，处处可见晋商的踪影；茶路沿线发现的史料、碑文，每每与晋商有关；一个个因茶道贸易而兴起的城市、修建的会馆，也都镌刻着晋商的印记；下梅邹氏的致富之路、恰克图的百万富翁一条街、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美名、大盛魁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掀起的商业文化之风……这些人们至今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的茶道故事，也都少不了晋商这个主角。万里茶道的总枢纽在山西，大茶商的故里在山西。晋商开拓了万里茶道，又利用万里茶道壮大了晋商。

茶叶之路是晋商外贸活动的大手笔，是在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远途商贸，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晋商两个多世纪内，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达25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至少合100万两黄金。这在中国运输史、茶叶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兴盛时期的晋商，每年深入到福建、湖南、湖北等地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雇佣成千上万农民从事采茶及砖茶的加工，然后将制成的茶砖沿着万里茶道北运至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据《崇安县志》记载，康熙19年间，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下梅镇每日采购集运茶叶的船只就达300余艘。如此庞大的茶叶交易量，不仅繁荣了南方种茶业，更大大助推了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河南社旗等万里茶道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精明的晋商通过茶道把大量的茶叶运往俄国，再从俄国运回棉织品、皮毛等商品进行贩卖，有力的促进了我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经济社会发展。随着一条条运茶驼道的延伸和一次次贸易的交汇，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崛起和壮大了一座座城镇。

平遥地方文化研究者郝新喜曾说，现在河南南阳市社旗县，其实历史上它只是一个赊店镇，赊店镇的设立就与晋商、与万里茶道有着密切的关系。晋商由于从水路北上到了社旗这个地方以后，茶叶就从水路改成了陆路，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逐步地晋商聚集，成为了一个茶叶非常重要的中转点，也给当地的经济和人口聚集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赊店镇逐步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了一个当时在豫南地区非常重要的商业重镇。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社旗县看到辉煌的山陕会馆，我们也可以想见当年晋商在漫漫的万里茶道上，搞经营活动的过程当中对当地经济的带动。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恰克图，我们中国也叫买卖城，它的发展就是直接与万里茶道的茶叶经营与茶叶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由于中俄的关系在康熙年间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在恰克图这个地方设立了专门互市的场所，中蒙俄三方的商人聚集在这个地方进行茶叶、马匹、棉织品、丝绸等等一些商品的交易，使恰克图这个地方逐步的兴起，成为了中蒙俄三国交易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成为了万里茶道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商业重镇。

在平遥沁源的交界地带的东泉乡南岭底，百年前的茶路绝大部分已被省道、国道和高速公路所覆盖，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断断续续还能见到一些青石或鹅卵石铺成的老路。稍稍观察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石面依然光滑，有的明显下凹，这是数百年脚底板摩擦的痕迹。有些石路上，还保留着清晰的凹槽，这是当年运茶的独轮车（当地叫鸡公车）碾压百年的车辙。与当地的村民谈起，他们记得，祖辈曾说那时运茶的脚夫和鸡公车整天经过，有时彻夜能听到车轮声和喧哗声。

“万里茶道”是世界历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洲际物流通道，它引发了深刻的产业连带效应：茶产区的种植业与加工业，沿途的水陆运输业、沿线城市的商业、西伯利亚的工业都因之繁荣，成为推动亚欧大陆经济运转的“世纪动脉”，它是一部“商业传奇史诗”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融合、文化交汇之路”。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将十七世纪的“万里茶道”和新世纪的中俄油气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自此，“万里茶道”这条曾繁荣两个多世纪、连亘中蒙俄三国的国际古商道，在三国多边交流合作下，日趋复苏，重新活跃在了历史舞台上。

在当下，“万里茶道”仍然担负着中蒙俄三国之间商品运输、贸易往来的使命，对于促进中蒙俄三国沿线城市对外开放、友好合作、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旅游互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