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骨文起，三千年间，凡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军事、医卜、农业、算学等所有重要典籍均为文言。文言是打开这些宝藏的钥匙。

　　文言难懂难学，不够大众化。但人类创造语言并不仅仅用于“你吃了吗”这样的低层次交流。人类是一种具有高级精神活动的动物，她需要有一座精神殿堂，需要用另一种更深沉、更庄严、更典雅、更具仪式感的语言来表达。文言文便是这种需求的具体体现。

　　台湾文学家、诗人、翻译家于光中先生曾说：“新文学之兴起，迄今不满百年，百分比却要超过数千年的古典文学，实在轻重倒置。古典文学的杰作历经千古的汰芜存菁，已成文章之典范，足以见证中文之美可以达到怎样的至高境界。文章通不通，只要看清顺的作品便可，但是美不美，却须以千古的典范为准则”。

　　以文言为载体的启蒙，不仅是“识文断字”，而是“启”人文之“蒙”，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

　　正是这样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启蒙教育，维系了中华文化于不坠。而承载这种教育内容的语言形式便是文言文。在这个意义上，文言是中华文化之“源”，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推广的白话只是其“流”。当下中国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能否无视这样一个长达两千年的历史经验之存在，而仅仅依据最近百年乃至六十年的“流”，来制定关乎民族未来的教育策略？值得深思。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基础教育母语课程实行文言白话分科，各自编有独立的教材，分别设置不同课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