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前，中国商业始终维持在典型的封建封闭、地域性很强、以物易物或商品货币化水平极低的层面上，它彻底依附于小农经济和作坊经济。商品简单，品种单调，服务于农作物丰粜歉籴，服务于近乎原始农牧业的简单再生产以及人们充饥性的生活需求。交易场所以集市、庙会为主，成交形式以“以物易物”为主，以金属货币为辅，成交量也较小。商人们都是小本经营，获利甚微，所承担的税赋更是微不足道。经商者在社会中没有什么作为，因而其社会地位也很低微。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职业的排序始终是“仕、农、工、商”。而且按儒家道德观念看，商人是“以钻营投机牟利，非正道取财矣”。这种社会氛围当然不会使商业得以发展。
　　直至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为了解决北方边境卫戍将士的吃粮问题，朝廷颁布“开中法”，为促进商业贸易的发达、加快商业资本的独立分离，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明史·食货志》：“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岑，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在开中法被皇帝批准后，山西的商人趋之若鹜，其中出产粮食较丰富的晋中盆地更具地理优势，运往太原仓米一石三斗，即可贩回食盐一小引（合１００市斤），食盐千百年来都是官家专卖，现在特许交粮者持证经营，获利颇丰。更有甚者，干脆雇用一批农民到边疆屯田垦种，就地入仓贩盐，省去了驮运之费，获利更巨。《明史·食货志》：“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
　　开中法一直实施至成化年间，历时达百年，以平遥、祁县、太谷为主的晋商，完成了一轮资本积累，使商业资本从当时的纯封建农业经济中初步分离出来。成化年间废止开中法，实施“折色法”，商人获利甚微，“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也”。山西商帮转而瞄准全国市场，走出娘子关，到各地经营各种商品贸易。他们有丰富的经商实践经验，有较为雄厚的资本，为其他行省之商贩所望尘莫及，这就是兴于明朝早期的晋商之源。
　　然而，晋商依赖开中法得到百年的发展机遇，也仅仅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除开国初期外，在整个明王朝的三百年间，各种社会因素都是不利于商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明朝历代皇帝、官宦对商民横征暴敛。明王朝初建时，开国皇帝朱元璋尚比较注意税收适度，以使民休养生息。“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这种严格管理，自能使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交易公平，商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当时河南彰德府连蔬菜、水果、饮食等也要收税，朱元璋闻听后即令阻止。时任山西平遥县主簿的成乐，任满回朝述职时，大力鼓吹加大商业税收力度，被朱元璋痛斥一番：“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下令吏部查办。因而明朝初期的社会氛围对商业发展是利多弊少的。而且洪武、永乐年间，为了解决商人来京师经营没有库房存货的困难，朝廷特许在三山门外等地修建仓储房，名曰“塌房”。成乐在平遥任主簿，任满鼓吹增大商业税率，间接说明在洪武初年平遥的商业已相当发达，从而使成乐产生了商税应提高税率的认识。洪熙元年（１４２５）以后，税收额渐增，甚至高达旧额的五倍。除按门店铺面摊派外，各塌房、库房内都要清点纳税，驴车受雇者也要纳税。京师征税之事，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人，严加管理督办，到处设“钞关”，对商品“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
　　第二，委商采办，商家亏损，商业萎缩。为满足宫廷的奢侈生活，明朝廷规定各地要依岁上贡地方土特产，名曰“岁办”。各地因天灾等原因不能完成者，则由地方官府出钱到市场购买，名曰“采办”。而官府多委托商人负责采办，给价极低，商人不堪亏损，到处逃匿。万历年中期，采办费用“几三十万，而铺户之累滋甚。时中官进纳索赂，各铺垫钱，费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佥京师富户为商。令下，被佥者如赴死，重赂营免。官司密勾，若缉*盗”。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刚刚起步的独立商业经济越来越萎缩，直至明朝末年，也没有恢复元气。
　　第三，经商者在社会中受到歧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道德伦理的主宰下，明代社会职业排序是“仕、农、工、商”，商居其末。朝廷甚至对商人的服饰都有严格限制。《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用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从这一小节方面的歧视，足可见明代商人举步之维艰，商业经济发展之困难。
　　明朝末年的天启、崇祯年间，朝政腐败，中原又连年大旱，爆发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明王朝摇摇欲坠。而在这个时期，山海关外的清王朝正在兴起，他们一方面韬光养晦，向明王朝纳贡称臣；一方面积极学习关内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方式，厉兵秣马，自强不息。
　　满清统治者在自我壮大中，清醒地认识到商人在物质和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很早就以张家口等地为孔道，同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原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这些商人把他们急需的盐、铁、绸、布、颜料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关外，也不断地带去了关内的政治信息和军事情报。开放式的经济加快了清王朝崛起的步伐，为其最后问鼎中原、建立一统天下的大清王朝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清王朝初期，在顺治、康熙两代皇帝统治的近八十年里，经历了消灭南明残余势力、收复台湾、镇压“三藩之乱”和噶尔丹叛乱等战事。在长期的战争中，商人给他们解决了迫切需求的后勤供应问题；商人的商业活动受到各级统治者的重视，商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北京、南京、张家口等地的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天赐良机，使早已完成资本积累的晋商如虎添翼，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全国商业的中流砥柱。到了清代中期，晋商已活跃在全国各地，由于此时硬通货已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遂产生了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金融经济。源远流长的晋商文化从此又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平遥商帮自明代早期就打入京都、张家口等市场，而且出西口，过草原，越贺兰，进河套，较早地进入了内蒙、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少数民族以游牧生活为主，常年需要以畜产品换取生活资料，市场广阔，而且蒙、回等少数民族民风淳朴，他们很早就把平遥商帮当成“自己人”了。
　　据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地方志载，平遥人在蒙古草原最早开业的大商号之一，就是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开业于阿拉善左旗的“祥泰隆”。祥泰隆在康熙年间叫“祥泰公”，营业于阿拉善左旗的紫泥湖镇，股东都是平遥人。后来股东们又进行重组，成立了“定远堂”和“祥泰隆”两个商号。数年后，定远堂倒闭，仅存祥泰隆，人们把原来的“祥泰公”叫做“老祥泰隆”。祥泰隆主营绸布、南锦（百货）、畜产品、砖茶等。雍正八年（１７３０）清政府在阿拉善建定远营城（今巴音浩特），作为阿拉善地区的首府。雍正十年（１７３２）阿拉善王府由爱肯迁入定远营，祥泰隆也随迁入城。当地蒙胞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话：“先有的祥泰隆，后有的定远营。”
　　平遥县郝洞村镇国寺东碑亭下，有清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十月《郝洞村镇国寺重建东廊碑记》，董其役的经理纠首，除本村经理纠首外，还载有“口上（张家口）总理纠首郝元才，众纠首田生文、郝秀功、郝宗圣、郝秀王”和京城（北京）经理纠首孔奇宪、裴富盛等十六人。说明平遥商帮早在清初就在北京、张家口等地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势力。
　　平遥商帮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广泛，社会交际也十分广泛。镇国寺东碑亭下还存有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补修镇国寺并九间庙碑记》，全碑记刻写在５通高逾２米、宽过１米的高大青石碑上，除一通镌刻碑文外，其余四通阴阳两面均密密麻麻地刻着功德主的名号，以指甲盖大小的楷书丹刻；商号名上方的经营地点，个人施主名姓上方的职衔等，更是以蝇头小楷题写。其中捐银商号共计９７５家。根据商号名上方用小楷注写的经营地址，可以看到这些商号来自全国各地，计有奉天、河南、直隶、京都、天津、江西、湖北、江苏、陕西、四川、宁夏、内蒙、甘肃等行省及都市，更有山西省各府、州、县，平遥商帮分布之广，可窥一斑。
　　捐银信士中有祁县乔、曹、渠家和灵石王家等大财东的堂名，说明他们都是平遥商帮的贸易伙伴。更有许多达官贵人的大名，如山西巡抚胡聘之（迪知堂），山西按察使丰仲泰，内阁大学士礼部侍郎高赓恩，翰林院大学士杨捷三，内阁中书吴化熙、渠晋卿，工部员外郎武建贤，内务府员外郎世和、郎中文淇，兵部主事荆性成，内蒙荘亲王，科尔沁札萨克贝勒熙凌河，还有一些承恩公、辅国公等贵胄，以及其他各省的许多道台、知府等达官。区区郝洞村一个穷乡僻壤之地，竟有如此的风光脸面。个中奥秘在于平遥商帮在举国上下都有一批“铁关系”；从中也可看到在晋商的发展历程中，官商勾结的一面；当然也可领略到明清时代平遥商帮在各地经济领域中的地位。

　　■中国票号鼻祖——日升昌

　　日升昌票号总号位于平遥古城西大街，是中国第一家票号，经营汇兑、存款、放贷等业务，曾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一百年。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日升昌“是今天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所在”。
　　清朝乾隆、嘉庆两代八十多年，社会安定，商业经济日益繁荣，各地商人经商的路线日益延长，进行贸易的区域也空前扩大，商品交易数额巨大，资金周转量大、周期短，以金、银、铜钱等硬通货作为流通手段，越来越不适应当时商业的发展，依*镖局解运现银，既成本高，又风险大。聚集京师的山西商帮最先觉察到这个问题。京师中当属平遥颜料商帮的财力最大，全国各地的分号也分布最广。其中，尤以平遥西达蒲村财东李大全的“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号最为突出，分号掌柜雷履泰为人精明，善于交际，常受朋友之托代办银两汇兑之事，不仅为平遥老乡代办，而且引得文水、祁县、太谷的商人们也都纷纷上门求办，并愿以银酬谢。面对这种形势，雷履泰借鉴古代“交子”、“飞钱”的经验，综合账局、钱庄、币局、典当等行业经营金融业的利弊，力劝李大全当机立断，抓住市场机遇，率先于清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将西裕成颜料庄改办为日升昌票号，并担任首任大掌柜。他在二掌柜毛鸿翙、三掌柜程大培的协助下，创立和不断完善了一整套管理办法和经营模式。日升昌的诞生开创了中国金融业的新篇章，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完成了金融资本从商业资本中的分离。
　　日升昌初创时的资本仅为３０万两白银，但由于它在全国广开分号码头，又增设存款和放贷业务，没用几年就迅速地扩充了资本，以“汇通天下”、“紫垣枢极”的声望雄踞全国金融业之首。日升昌的兴起，也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许多富商巨贾都瞄准了这个市场，蔚泰厚、协同庆、百川通、宝丰隆等票号，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数十年间此起彼伏，先后共办起了５０多家票号，仅平遥就达２２家之多。
　　日升昌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敢于大胆使用和提拔人才，历任掌柜都是在日升昌的基层分号和总号的各个岗位上，经过长期历练而成长起来的。日升昌的七位大掌柜先后有雷履泰、程清泮、郝可久、王启元、张兴邦、郭树炳、梁怀文。
　　从管理制度上讲，日升昌基本和其他商号大同小异。例如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顶生意制度、四年分红倍股制度、学徒举荐制度等。然而它经营的业务品种特殊，是银两和制钱，“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其关键在于“会票”的防伪和“密押”的使用。会票即汇兑手续，旧时皆用麻纸和宣纸，要求纸质优委，在造纸时就把印制会票的纸张做了特殊处理，四个角上印制了“日升昌记”四个水印，水印字模由总号保管。其次是印鉴，各分号印鉴由总号统一刻制，统一更换，汇兑时有关人员要认真辨别。再次是总号和各分号书写会票的人，必须由德才兼备、忠诚老实且字迹端秀者担任，且比较固定。
　　“密押”即当代所谓的密码，全用汉字，所有数字、单位、日期都有汉字代码，且不断更换。现举其中一套为例：全年１２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３０天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１０个自然数的代码是“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而“万千百两”则以“国宝流通”代替，真是天衣无缝。这些代码不仅是密码，而且还是一些警世名言，对店员、伙计有普遍的教育意义，他人难以识破，真可谓神机妙算。由于采取了多重防伪措施，使得票号在金融安全方面有了牢固的保障。日升昌票号在其一百多年的经营中，竟无一疏漏。
　　日升昌不但在全国各大商埠设立分号４０多处，鼎盛时业务还扩张到俄罗斯、日本、新加坡、英国的伦敦、美国的旧金山等地，为拓展中国商业与国际商业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日升昌不仅在百姓中有良好的信誉，就连官府的上解税银、下拨军饷等大宗业务，也多委托日升昌办理，可见朝廷及各级官府对其的信任。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业，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创造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使西方许多银行家们赞叹不已。然而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以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中国封闭的国门屡屡被外国的坚船利炮所打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对中国的入侵不断加深，各国的现代化银行业，依仗强大的炮舰力量，加之清政府腐败无能，越来越多地占领了中国的经济阵地。使依赖封建政权生存的中国票号业日渐衰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也为票号业敲响了丧钟。１９１２年以后，不但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办银行，各地的军阀也纷纷自办银行，掌握了金融垄断权，彻底为中国的票号业划上了历史的句号。

　　■平遥银号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