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明清时代国内势力最雄厚的“三大商帮”之一,晋商为中华民族自由商品经济的发育、发展,做出了宝贵的探索和卓越的贡献,是华夏商业文明的践行者、建设者、奉献者,其经商理念、价值取向、职业道德、经营方式、管理手段以及簿记、珠算、密押、水印等技术方法和器物文化层面,都曾有一整套独特的治理规则和运行制度。他们以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和持续创业、创新、创富的社会经济实践,锻造了商儒并重、义利谐调、劳资共创、家国兼济的晋商精神,其思想内涵丰富,文化价值深远。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国内势力最雄厚的“三大商帮”（晋、潮、徽）之一。他们以山西为依托、以商贸为中心,由南而北、由内而外,逐步形成雄踞中华、饮誉欧亚、中外瞩目的商帮集群,并不断超越地域传统文化而进入中国产业、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主流地位,开创了“万里茶道”、“百年票号”和“海内最富”的五百年商业辉煌。为中华民族自由商品经济的发育、发展,做出了宝贵的探索和卓越的贡献。

　　在华夏商业文明的历史演进中,晋商曾经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化标记和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十七至十九世纪,以晋商为主开拓的“万里茶道”,联通多条辅路、链接多重产业、辐射多个城市,形成一张以茶贸为龙头而贯通南北、联接东西的国际贸易大网络。这条中国史上跨越亚欧大陆最长距离的洲际物流、商流、信息流通道,引发了中俄持续200多年的国际产业连带效应,并与沿线各族商民共同推动了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的商业风暴;晋商在“万里茶道”开拓进取中建立起来的道德信仰、产权制度、经营谋略、管理智慧、组织体制、人本激励和市场信用,凝集成一套臻于完备且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体系,进而锻造出“商儒并重、义利谐调、劳资共创、家国兼济”的晋商精神。

 

 

　　山西是中华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秦汉到唐宋,由于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加工制造初具规模,为晋商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进入明初,晋商因应朝廷食盐专卖制度的变革,以“招商纳粮与之盐”的“开中制”为契机,借助明王朝建立九边、解禁盐务、边地屯田、边市贸易的特殊市场需求,以官民盐粮交易的方式开辟了国内长途贩运贸易,并迅速获得河东盐引,进而进入了两淮和长芦行盐市场,逐步从北方边陲市场走向全国的行盐地区。独享盐利长达120多年。

　　明朝中叶,随着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食盐专卖制度运行中的弊端开始显现。弘治五年(1492年),朝廷实施 “开中折色制”,将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折色制的纳“银”换“引”,直接挑战晋商“极临边镇”的地理优势。以粮、盐、布商集于一身的山西商人以“朋合制”的方式集群而行,从开中地区的边镇市场进一步走向全国,完成了“边商”向“内商”的转型。将商业贸易、物流运输、钱业典当等多种经营的触角,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北和西南疆域延伸,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

　　进入明朝的中后期,朝廷的榷盐榷茶制度、绢马贸易政策及茶马互市复苏而催生的商业环境,改变了开中地区有商无帮的局面,也为山西地域性商帮集群的快速崛起创造了条件。晋商盐运盐务、粮油布帛、茶叶陶瓷、白酒生烟、药材颜料以及冶铁制品等物产的条条商路,源源不断地拓展到全国各地。晋商300年盐路的开拓与进取,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边塞地区自由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发展。特别是隆庆五年（1571）明王朝确认西、北边界六处合法的贸易口岸,游牧民族可用马匹来换取中国的茶叶、白银和其他货物,从而为茶叶之路的初萌奠定了基础。

 

 

　　入清以后,随着战乱的平息,中国出现了版图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特别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界约》签订之后,打开了中俄茶叶贸易的通道。从茶马互市的早期萌动到伊台斯商队的北京之旅,再到买卖城(恰克图)国际茶贸交易的繁荣鼎盛,清政府一路推进满蒙友好政策,并为开发边疆地区经济贸易创造了较好的营商环境。晋商以通往蒙古各地的兵道、驿道、商道为依托,以长城沿线地区集镇为据点,由近及远,从漠南逐步深入到蒙古各地,开辟了一条沿张库大道进入漠北蒙古大草原的旅蒙商路。晋商以“执牛耳”、“占鳌头”的竞争实力,进入中国北部唯一的外贸码头——买卖城（恰克图）,并主宰了西北地区、漠北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的茶叶市场,进而深入俄罗斯中心腹地与西欧市场。在200年茶路的开拓进取中,山西茶商以集群式发展和集团化经营谋略,开创了南“吞”北“吐”的产业格局和内贸、外贸相依相济的竞争优势。

　　“万里茶道”主线从中国福建武夷山起始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终结,全程13200公里。途经“茶道起点”福建、“水路江关”江西、“三湘茶韵”湖南、“九省通衢”湖北、“水陆中原”河南、“晋商故里”山西、“塞外商埠”河北（张家口）、“草原驼铃”内蒙古等中国八省区节点城镇与辐射区域,并跨越“戈壁驼道”蒙古国、 “欧亚茶程”俄罗斯。在如此恢宏的商业布局和全产业链竞争中，“大德玉”、“大盛魁”等晋商集群的茶商网络与跨国商团,以气势非凡的进取精神和独树一帜的竞争优势,与陕帮、口帮、京帮及蒙商、俄商、欧美商,共同掀起一场东西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大进步的商业风暴。并以商业形态的多层次改革和民间资本的大跨度国际运作,极大地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农桑产业、工场手工业、水陆运输业和城镇服务业的发展。在促进中蒙俄茶路城市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族和谐,推动中国历史进步和融入世界潮流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产业经济扩张演进和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

 

 

　　随着“盐路”300年与“茶路”200年的开拓进取,晋商逐步从国内商业经营走向国际贸易市场。明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逐步改变,加快了山西地域性民间商帮集群与资本集团的崛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沿海、沿江重要商埠对外通商,加快了洋货的涌入与土产品的外输。而晋商南拓北进的异地商业经营,则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商业贸易的结构调整。晋商营商活动中原有的钱业典当、账局银号及押镖护镖等传统服务,受到近代交通工具和电讯技术进步的挑战。于是,金融资本从封建的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涌现出一批在商品交易活动中专营银两存贷与异地汇兑的专业金融机构——票号!

　　从道光初年中国第一个票号“日升昌”诞生到中国最后一个票号“大德通”于民国29年改组为银号,漫漫票路“汇通天下”的117年,晋商执全国金融汇兑业之“牛耳”,占中俄国际贸易之“鳌头”。在清代没有主权货币和国家信用机制可依的情况下,晋商军团通过在国内外127个城市、码头开设的566家票号分庄和近600处商人会馆,以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和万千商业过载店、批发商的网络覆盖,牢牢控制着中国乃至亚欧重要商埠的贸易和金融运转系统,且在金融汇兑领域部分地担当了国家职能。甚至把票号(银行)开在了日本、朝鲜、俄蒙地区及印度的加尔各答。晋商金融服务业的变革创新和大批财雄巨贾的鼎盛辉煌,营造了近代中国气势恢宏的民间商业帝国和资本化生存环境。特别是清中期产业与资本的互联互通,商贸与金融的相依相济,放大了山西票号与商人会馆的辐射作用;票路商流“汇通天下”的服务功能与专业连锁“货通天下”的产业竞争,让山西汾酒、太谷中药以及武术、戏曲、饮食、建筑等文化形态,随着晋商条条商道走遍神州大地、横跨亚欧大陆,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商业成就与文化经典,造就了晋商在中国近现代金融汇兑业开拓创新的奠基者地位。

　　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重大历史逆转。晚清政治腐败而导致的丧权辱国,让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力急剧地扩张。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兵燹战乱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冲击,晋商国内外营商环境的逆转和商贸金融网络的崩溃,让晋商骤然从“财雄天下”的巅峰跌到“整体沉寂”的谷底。晋商虽然在逆势中坚持了民族资本的艰难抗争和产业转型的不懈努力,但也无法摆脱落寞、衰败的“百年之殇”。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民族商帮,在茶路衰落、票号解体和筹组银行的失败中走向大漠落日。

　　百年殇思,百年镜鉴。当我们步入中国商业文明现代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应当以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一令国人扼腕的历史曲折,并能够反思过往、垂鉴当今,坦然面对变革转型的阵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迎接当代晋商的涅槃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迎来了晋商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时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发展形成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晋商作为华夏商业文明的践行者、建设者、奉献者,其经商理念、价值取向、职业道德、经营方式、管理手段以及簿记、珠算、密押、水印等技术方法和器物文化层面,都曾有一整套独特的治理规则和运行制度。他们以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和持续创业、创新、创富的社会经济实践,锻造了商儒并重、义利谐调、劳资共创、家国兼济的晋商精神。其思想内涵丰富,文化价值深远:

　　（一）“商儒并重”的文化底蕴。晋商在300年盐路开辟、200年茶路拓进和100多年票路联通的商业实践中,敢于打破中国封建社会重儒轻商的传统习惯,把商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形态和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与儒文化的道德人格诉求完美地结合起来,营造了商儒并重和敬“士魂”而重“商才”的社会氛围。如万里茶道主要开拓者之一的榆次常家,曾在200多年行商实践中以“私塾”、“家学”“经馆”和“学堂”等多种育才实践,把儒家思想融入行商济世的从业要略,并以“有无相资、劳勉共济”,“满而不溢、视有若无”的精神信条,践行赢仁、赢义、赢德、赢理的文化修炼和言利、趋利、创利、聚利的商业真谛,揭示了“商”与“儒”的内在规律与辩证关系。因此而成为载入史册的山西“第一外贸世家”。祁县谷恋村高氏家族的人文脉络则是对山西明清时代“商儒并重”之风的历史佐证:据民国七年《高氏宗谱》记载,入谱人物多达541人,其中有绅士37人、学士239人、职官94人、商贾171人。正是如此厚重的文化底蕴,孕育了独特的晋商现象,滋养了宝贵的晋商精神。

　　（二）“义利谐调”的经营思想。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商帮集群,能够在数百年的历史演进中矢志不渝地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贸易金融活动,并凭借“以义制利、以利弘义”的逻辑力量而获取巨大的物质财富,这不能不归结于山西商人高超的商业境界与深刻的经营思想。明代晋商先贤王文显对晋商文化的历史贡献,正在于他及早地总结了家族成员中经商欺诈的教训而对商人提出“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道德范式。他以《墓志铭》的方式告诫子孙:“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名而必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王文显经典的“义利观”所折射的经营思想,近乎圣经般地被晋商后人所推崇。特别是在“隆庆议和”之后,“利以义制”的道德范式几乎覆盖了晋商大范围崛起与发展的全过程,也成为晋商数百年践行“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精神渊源。

　　（三）“劳资共创”的发展机制。以“身股”与“银股”为核心的“顶生意”制度,是晋商数百年前开创的一种全新的资本组织形态。这种“劳合”与“资合”共创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模式,把资本拥有者和劳动经营者绑在同一利益平台上。以稳定的财产权利与制度,保障了山西商业和资本活动在长效周期内人与物的统一、心与身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绩与效的统一、眼前实惠与最终权益的统一。其“玄机”就在于长期奉行“劳资一体、两权分离、激励兼容”的共创与共享机制。以乔家“大德通”票号为例,从光绪14年至34年的20年间,东家银股股份20俸未变,伙友的身股股权却从9.7俸上升至23.95俸。光绪34年（1908）账期分红75万两白银,劳动者就分得总额的55%；57位“顶生意”伙友的分红值也同出资人股份一样,每俸股权获分1.7万两白银。再如旅蒙晋商“大盛魁”,则是从“财神股”、“狗股”起家,用300年演绎出82家商号、一百多位财东、经营规模超亿两白银的商业神话。成为中俄万里茶道最大的通司商号。

　　（四）“家国兼济”的责任担当。晋商发轫与发展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晋商作为民族资本的基层力量,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挤压。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压榨的最大差别就是重仁义、行大道、舍利积德、行商济世。不仅创造了“财雄天下”、“海内最富”的商业辉煌,而且造就了一批批思想境界高尚、人格修炼健康、精神追求远大的商魁巨贾和社会精英。他们从财富来时得修炼、财富去处获顿悟,每临家国大事都能以无私无己的心态面对公众与社会，为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步作出贡献。如晚清席卷山西、震惊中外的“抗英保矿”运动,就是由爱国晋商渠本翘、刘笃敬、崔廷献、常旭春等一大批商界精英组织发动，绅、商、学、民全面参与的反帝保矿斗争。晋商历时十年的奔走呼号,并筹资数百万两白银，从英国福公司夺回山西煤、铁采矿权，创办了清末山西首批民族资本投资的采矿企业、冶铁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山西同蒲铁路奏准商办后，山西票商认股60万两,其它产业商认股40万两,并公推刘笃敬为总办,终于建成山西近代第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晋商以“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成为山西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创者、奠基者和奉献者。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初视察山西时指出:“晋商精神是山西人的品德,也是华商精神的精髓。”“晋商精神”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化资源,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中华商业文明的本质、共性和规律。它的历史积淀深厚,文化滋养丰富,制度创新源远流长。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诉求出发,弘扬晋商文化、传承晋商精神首先应当把着眼点放在当代企业,并将晋商精神的创新与再造基因植根于企业的深改转型:要率先在健全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上下功夫,为传统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现代化提供全新的体制支撑和制度保障;要全力推动传统企业物质载体和产业基础的变革转型,为实现企业物质现代化提供全新的能量源泉和财富保障;要不断加强和完善企业文化与管理组织环境建设,为实现企业精神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思想动力和精神保障;要高度重视现代企业领率团队和企业家队伍建设,为实现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战略资源和人才保障。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传承和应用晋商精神的文化精髓及其思想成果,为万里茶道的文化复兴和晋商精神的时代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