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国内势力最雄厚的“三大商帮”（晋、潮、徽）之一。他们以山西为依托、以商贸为中心,由南而北、由内而外，逐步形成雄踞中华、饮誉欧亚、中外瞩目的商帮集群，并不断超越地域传统文化而进入中国产业、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主流地位，开创了“万里茶道”、“百年票号”和“海内最富”的五百年商业辉煌。为中华民族自由商品经济的发育、发展，做出了宝贵的探索和卓越的贡献。

　　在华夏商业文明的历史演进中，晋商曾经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化标记和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十七至十九世纪，以晋商为主开拓的“万里茶道”，联通多条辅路、链接多重产业、辐射多个城市，形成一张以茶贸为龙头而贯通南北、联接东西的国际贸易大网络。这条中国史上跨越亚欧大陆最长距离的洲际物流、商流、信息流通道，引发了中俄持续200多年的国际产业连带效应，并与沿线各族商民共同推动了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的商业风暴；晋商在“万里茶道”开拓进取中建立起来的道德信仰、产权制度、经营谋略、管理智慧、组织体制、人本激励和市场信用，凝集成一套臻于完备且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体系，锻造出举世闻名的“商儒并重、义利谐调、劳资共创、家国兼济”的晋商精神。

 

 

　　山西是中华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秦汉到唐宋，由于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加工制造初具规模，为晋商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进入明初，晋商因应朝廷食盐专卖制度的变革，以“招商纳粮与之盐”的“开中制”为契机，借助明王朝建立九边、解禁盐务、边地屯田、边市贸易的特殊市场需求，以官民盐粮交易的方式开辟了国内长途贩运贸易，并迅速获得河东盐引，进而进入了两淮和长芦行盐市场，逐步从北方边陲市场走向全国的行盐地区。独享盐利长达120多年。

　　明朝中叶，随着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食盐专卖制度运行中的弊端开始显现。弘治五年（1492年）,朝廷实施“开中折色制”，将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折色制的纳“银”换“引”，直接挑战晋商“极临边镇”的地理优势。以粮、盐、茶、布商集于一身的山西商人以“朋合制”的方式集群而行，从开中地区的边镇市场进一步走向全国，完成了“边商”向“内商”的转型。将商业贸易、物流运输、钱业典当等多种经营的触角，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北和西南疆域延伸，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

　　进入明朝的中后期，朝廷的榷盐榷茶制度、绢马贸易政策及茶马互市复苏而催生的商业环境，改变了开中地区有商无帮的局面，也为山西地域性商帮集群的快速崛起创造了条件。晋商盐运盐务、粮油布帛、茶叶陶瓷、白酒生烟、药材颜料以及冶铁制品等物产的条条商路,源源不断地拓展到全国各地。晋商300年盐路和茶路的开拓与进取，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边塞地区自由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发展。特别是隆庆五年（1571）明王朝确认西、北边界六处合法的贸易口岸，游牧民族可用马匹来换取中国的茶叶、白银和其他货物，从而为茶叶之路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界约》签订之后，中俄茶叶贸易的通道进入快速发展期。从茶马互市的早期萌动到伊台斯商队的北京之旅，再到买卖城（恰克图）国际茶贸交易的繁荣鼎盛，晋商以通往蒙古各地的兵道、驿道、商道为依托，以长城沿线地区集镇为据点，由近及远，从漠南逐步深入到蒙古俄罗斯各地，开辟了一条沿张库大道进入漠北蒙古大草原的欧亚商路，特别是进入中国北部唯一的外贸码头——买卖城（恰克图）后，晋商便主宰了西北地区、漠北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的茶叶市场，进而深入俄罗斯中心腹地与西欧市场。在200年茶路的开拓进取中，山西茶商以集群式发展和集团化经营谋略，开创了南“吞”北“吐”的产业格局和内贸、外贸相依相济的竞争优势。

　　“万里茶道”主线从中国赤壁羊楼洞起始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终结，全程13200公里。途经“九省通衢”湖北、“水陆中原”河南、“晋商故里”山西、“塞外商埠”河北（张家口）、“草原驼铃”内蒙古等中国五省区节点城镇与辐射区域，并跨越“戈壁驼道”蒙古国、 “欧亚茶程”俄罗斯，到后期“万里茶道”延伸到湖南、福建武夷山等地，在如此恢宏的商业布局和全产业链竞争中，“大德玉”、“大盛魁”、“羊楼洞”等晋商鄂商集群的茶商网络与跨国商团，以气势非凡的进取精神和独树一帜的竞争优势，与陕帮、口帮、京帮及蒙商、俄商等，共同掀起一场东西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大进步的商业风暴。并以商业形态的多层次改革和民间资本的大跨度国际运作，极大地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农桑产业、工场手工业、水陆运输业和城镇服务业的发展。在促进中蒙俄茶路城市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族和谐，推动中国历史进步和融入世界潮流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产业经济扩张演变和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

 

 

　　随着“盐路”300年与“茶路”200年的开拓进取，晋商逐步从国内商业经营走向国际贸易市场。明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逐步改变，加快了山西地域性民间商帮集群与资本集团的崛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沿海、沿江重要商埠对外通商，加快了洋货的涌入与土产品的外输。而晋商南拓北进的异地商业经营，则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商业贸易的结构调整。晋商营商活动中原有的钱业典当、账局银号及押镖护镖等传统服务，受到近代交通工具和电讯技术进步的挑战。于是，金融资本从封建的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涌现出一批在商品交易活动中专营银两存贷与异地汇兑的专业金融机构——票号。

　　从道光初年中国第一个票号“日升昌”诞生到中国最后一个票号“大德通”于民国29年改组为银号，漫漫票路“汇通天下”的117年，晋商执全国金融汇兑业之“牛耳”，占中俄国际贸易之“鳌头”。在清代没有主权货币和国家信用机制可依的情况下，晋商通过在国内外127个城市、码头开设的566家票号分庄和近600处商人会馆，以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和万千商业过载店、批发商的网络覆盖，牢牢控制着中国乃至亚欧重要商埠的贸易和金融运转系统，且在金融汇兑领域部分地担当了国家职能。甚至把票号（银行）开在了日本、朝鲜、俄蒙地区及印度的加尔各答。晋商金融服务业的变革创新和大批财雄巨贾的鼎盛辉煌，营造了近代中国气势恢宏的民间商业帝国和资本化生存环境。特别是清中期产业与资本的互联互通，商贸与金融的相依相济，放大了山西票号与商人会馆的辐射作用；票路商流“汇通天下”的服务功能与专业连锁“货通天下”的产业竞争，让中原各地的武术、戏曲、饮食、特产、建筑等文化形态，随着晋商条条商道走遍神州大地、横跨亚欧大陆，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商业成就与文化经典，造就了晋商在中国近现代金融汇兑业开拓创新的奠基者地位。

　　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重大历史逆转。晚清政治腐败而导致的丧权辱国，让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力急剧地扩张。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兵燹战乱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冲击，晋商国内外营商环境的逆转和商贸金融网络的崩溃，让晋商骤然从“财雄天下”的巅峰跌到“整体沉寂”的谷底。晋商虽然在逆势中坚持了民族资本的艰难抗争和产业转型的不懈努力，但也无法摆脱落寞、衰败的“百年之殇”。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民族商帮，在茶路衰落、票号解体和筹组银行的失败中走向大漠落日。

　　百年殇思，百年镜鉴。当我们步入中国商业文明现代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应当以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一令人扼腕的历史曲折，同时我们要反思过往、垂鉴当今，坦然面对变革转型的阵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迎接当代万里茶道的涅槃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