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极泰来，盛极必衰。晋商在历经五个世纪的繁荣后，在民国初年走到了尽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一个历史悠久、势力强大的商业王朝为何如此脆弱？深入分析后得出晋商文化与封建王朝的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世纪之交的社会变动时，晋商文化由于历史局限和文化主体的弱势和短见，终没能自我更新，从而走向衰亡。必须指出的是，晋商的兴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不可否认晋商文化中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一是强调法制规范，并重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来讲，价值规律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但其对于在暴利刺激下的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却无可奈何。为规范市场秩序，政府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严惩了大批违法犯罪的*商。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时时看到法令对于“盗贼”的无济于事。小煤矿事故频发，政府三令五申，但结果是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对我们的法治建设真是莫大的嘲讽。数百年以前，晋商就做到了以义取利，诚信不欺，难道现代商人还不如古人？深层分析，我们在加强法制手段的同时，却没对道德贬值予以重视。亚当·斯密曾讲过，自爱、自律、诚实、公平以及公共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需要道德的制约，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塑市场经济根基与法制建设一样重要。
　　二是发扬诚信精神，树立市场信用。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帝王条律。《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现在我国经济与国际联系愈加紧密，如果放任经济失信蔓延，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将沦为看客。旅俄晋商依靠诚信不欺创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神话。事实证明，诚信走遍天下。在社会中，一些企业打出了“严格保证质量”的诚信招牌以吸引顾客，具有维护市场信用的积极作用，但把商人应尽的诚信义务作为招揽顾客的“附加服务”这不知是忧还是喜。
　　三是注重团结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竞争与合作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近几年来世界大企业之间频繁联系、组合，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以共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已是当今世界企业的共识。因此，中国企业也应当团结一致打造超级舰队，以对付WTO时代的白热化竞争。几百年以前，晋商结成商帮，同舟共济，把晋商发展一再推向高潮，其历史意义是十分丰富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发扬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这样才能共同发展。
  (本报资料室)　

　　郭台铭号称“台商首富”，享誉海内外，但其祖籍却是山西，实乃“晋商”。
　　当他斥巨资在捷克、芬兰、巴西、昆山、杭州甚至北京等建造其庞大的商业帝国，从而让EMS大吃一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但这次，当他斥资修建占地1500多亩的“富士康太原科技园区”时，我知道了这个“晋商老乡”。
　　是的，大名鼎鼎的富士康的“当家掌柜”，正是这位山西人，而此前，只有“百度”李彦宏、“顺驰”孙宏斌和“海航”陈峰入我“法眼”，当然，也少不了以“集体无意识”招摇而出名的山西“煤老板”们。
　　或许，我太孤陋寡闻了，也或许山西商人长期以来的低调风格，让他们习惯甚至喜欢被“忽视”。他们大多喜用实力说话，喜欢像改革开放后的陈永贵一样在逆境中才蹦一声“这金碗碎了，份量还在”的“狠话”，然后便去埋头苦干争“份量”。所以，山西产生不了“吉利”李书福、“阿里巴巴”马云、“巨人”史玉柱以及“太平洋建设”严介和这样的“商业狂人”。因为前两者是浙商新锐，后二人则是徽商代表，他们有着自己的地域性格。
　　但是，晋商依然是无所不在的，北京多，天津有，海南驻扎，台湾扎根，他们的触角在当代依然在四方伸展，即便是央行和四大商行，山西人的比例也高得出奇！
　　事实上，山西五千年灿烂文化和晋商悠久的历史传统让山西人生来便具备商业头脑，所以即便号称“海内最富”的传统晋商在近代衰微之后，山西人依然保持着对经商的厚爱。这才有了以“打算盘”闻名的军阀阎锡山，有了新中国第一任财长薄一波、央行第一位行长南汉宸、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他们都是山西人，不是晋商，但却“近商”。而我的地道老乡——中国社科院老院长马洪，没有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偏偏爱上了经济学。
　　这，便是“台商”郭台铭传承的商业血液，低调而重商，所以才有了美国《电子商业》主编笔下“神秘”的郭台铭，也有了从公司内“泄出”的“郭台铭语录”——富士康是什么？是“寂寞长大的地瓜”，是“贫瘠土壤中扎根的葡萄藤”，是“刻苦朴实的台湾水牛”……而“郭台铭语录”“三字经”式的风格，也正是晋商不像徽商那样爱打“文化牌”的表现。三言两语，道出核心即可，这便有了富士康公司的经营理念——爱心、信心、决心，也才有了富士康倡导的工作精神——融合、责任、进步。
　　事实上，郭台铭倡导的“爱心”、“责任”所折射的，也正是山西人重视亲情、强调责任的“传统文化特色”。
□ 侯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