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对子女的教育是学而优则商，次而仕。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在“商—儒—政”的人生通道上，徽商依靠封建政治势力赋予的特权在流通经济领域谋取了巨额的高额垄断利润。对于徽商来说，也就不用向产业投资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晋商更像是当代的民营企业，他们现实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挣扎，稍不留神就被潜规则一下，因此他们具有更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徽商则是垄断企业的代表，“皇帝的女儿”，处处显示出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