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虚观

　　清虚观为古城平遥现存最大的道观，位于平遥古城下东门里。清虚观初建于道教兴起的唐高宗显庆二年（６５７），初名太平观，曾由道士薛守玄主持重建，仍名太平观。北宋治平元年（１０６４）三月，宋英宗赐名“清虚观”。今清虚观龙虎殿下仍存当年赐额时颁发的“中书门下省牒汾州”之全文，由“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赵”等中央有关部门官员联名签署，刊刻成碑。
　　清虚观在唐代兴旺之景已无记载，但经历了唐末兵乱，五代十国的百年烽烟，到宋时已破败不堪了。“百馀年来废坏不修，日月浸久，唯元始天尊像仅存焉。旁穴上穿，不庇风雨。徒设门扇，四无墙垣，过者直入莫复，谁何罢民游手攘窃，蒲博聚为渊薮”。［宋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六月《汾州平遥县清虚观记》］在北宋初年连续几代皇帝笃崇道教的有利氛围中，清虚观由当时知观道士武太文首倡，并得朝散议大夫裴定的带头支持，进行了彻底维修，补塑圣像。
　　元初，平遥清虚观由道教全真道掌教。全真道是金代陕西咸阳道士王重阳（１１１２—１１７０）在崑仑山（今山东牟平东南）创立的，他有七大弟子，号称“全真七真人”。其中福建栖霞人邱处机（１１４８—１２２７）对王重阳“儒、释、道三教合流，三教平等”等教义继承发展最佳，并因金贞祐二年（１２１４）只身入山，说服招安山东义军杨安几部而名噪一时，故南宋、金的朝廷都派人请他出山，邱一概谢绝，他把政治赌注押给了大漠以北蓬勃兴起的成吉思汗。元太祖十五年（１２２０），邱处机率弟子尹志平、李志端、夏志诚等十八人，投奔成吉思汗，为元太祖所器重。“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唯曰‘神仙’”。（《元史·释老》）成吉思汗对他可谓言听计从，赐封“长春宫提点”，统管全国的道教。平遥清虚观元初掌教的清和真人李志端，就是邱处机的十八弟子之一，曾为其师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深受邱处机的赏识和倚重。
　　元初，经平遥县尹梁瑜和万户侯梁瑛等报请汾州府批准，清虚观更名为“太平兴国观”。但随后即由燕京派来的掌教大师清和真人李志端向元宪宗蒙哥皇帝提高清虚观之规格，元宪宗遂于１２５２年七月十五日赐名“太平崇圣宫”，并赐李志端以悬带、金牌，全真道当时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于此可窥一斑。
　　李志端在清虚观掌教二十馀年，由于他擅长书法，加以社会声望极高，所以“四方簪冠之辈，清信之流，不远千里送供受教，辐辏堂下，莫不焚香设礼，以求真人亲笔仙号手字者。二十年间曾不虚日，得之者莫不朝朝瞻视礼，以为保佑辟除之宝焉”。（元·李晋《清和真人亲笔仙号跋》）他的师弟燕京长春宫提点大师夏志诚，考虑到清和真人垂垂老矣，倦于批写，就将清和真人亲书仙号手字，刻在石碑上，立于长春宫，供人临拓，并垂永久。后来清虚观提点大师潘德冲，也于清和真人故去后，刻清和真人手迹于碑上，将碑立于观内。此碑现仍完好地嵌于清虚观东庑廊下壁上。
　　清和真人仙逝后，平遥县都达鲁花赤迷鲁海偕夫人、平遥县尹梁瑜偕夫人等众多官佐及家属，同立碑铭，刻清和真人像，以记真人之功德及众生之思念。一名宫观掌教道士，死后有此殊荣，实在是不多见的。清和真人死后不久，清虚观又降格复名太平兴国观，并改由正一道赐紫冲和大师提点。明代重又更名为清虚观。
　　清虚观在历史上屡有修葺，现存山门外的牌楼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额题“清虚仙跡”四字，为当时平遥知县蔡亮茂（浙江德清县人，进士出身）书写。进山门后即可看到“龙虎殿”，为开廊式元代建筑，廊下左右分坐着高大的“青龙”、“白虎”神像，威风凛凛，怒目相视，背后殿墙上分别悬塑苍龙和白虎。青龙和白虎是道教中分守东方和西方的两大天神，各由七座星宿组成，青龙神由角、元、氐、房、心、尾、箕组成，白虎神由奎、娄、胃、昂、毕、觜、参组成，他们同组成南朱雀、北玄武的十四座星宿一起统称道教的“二十八宿”。龙虎殿仍保持元代建筑特色，使用了“斜梁吊柱”的木结构形式。
　　青龙、白虎作为道观的门神，同佛教的金刚、天王相似，但平遥老百姓不知其故，多称之为“哼哈二将”，同《封神演义》中被姜子牙封为哼哈二将的郑伦、陈奇相混淆。
　　穿过龙虎殿是清虚观之正院，龙虎殿两侧的钟鼓楼已不存，正中通道两侧各有碑亭一座，东碑亭之碑早年为赵秉文（１１５９—１２３２，字周臣，今河北磁县人，金代文学家、书法家，工诗文，善草书。官至礼部尚书）。草书《阴符经》，今已无迹。１９９８年４月，又由已故平遥文管局副局长、书法家李有华（字夏卿，号柏泉山人）先生重书，并同时书刻西侧碑亭之《清静经》，二者均为道教主要经典。李有华先生是平遥北依涧村人，副研究馆员，生于１９３６年，善书画，尤长行草。是平遥县首任文管所长，为平遥文物调查、保护、开发、利用，特别是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惜积劳成疾，于１９９９年英年早逝，享年６３岁，世人皆深为惋惜。
　　正殿为三清殿，五开间，内供“三清天尊”，原泥塑神像已于解放初被毁，现为近年补塑之像。正殿左侧翼原供“三官”（天官、地官、水官）、“四圣”（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右侧翼原供“五岳”（五岳大帝）“四渎”（江、河、淮、济）。东西廊房各十一间，分供“九天圣母”、“九曜星君”等，神像已毁坏殆尽，丝毫无存，但东西廊下墙壁上还镶嵌着元代赐名“太平崇圣宫”的牒文碑，按原牒照刻，连公章都镌刻如真，很有历史研究价值。
　　两翼殿展有平遥现存古代宗教水陆画及刺绣水陆画织品，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很高。东西廊房已成为平遥历史博物馆展室，陈列着古城平遥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有铜铸、铁铸、木雕、泥塑的历代道教、佛教圣像，历代陶瓷器、化石，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文物，也有现代平遥各位书画家的杰作，琳琅满目，令人称奇。
　　在陈列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奇葩——纱阁戏人，这是一种纸扎工艺品，原存于城内市楼上，每年元宵节供游人观赏。旧有３６阁，现仍完好者２８阁，每阁取材于一出晋剧传统戏剧中的一个精彩场面，每戏人物三至五人，阁高５０厘米左右，系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平遥“六合斋”纸扎店艺人许立廷等精心制作。
　　纱阁戏人的制作是一种民间纸扎艺术，千百年来流行于平遥城乡，是一种制作民间丧礼、丧祭、祖祭、民俗用品——“纸活”的工艺。“纸活”是平遥人对各种祭奠纸制冥物的总。，平遥民俗丧礼、祖祭中，人们为了寄托对已故亲人的哀思，祈愿他们在那个“冥冥世界”能生活愉快，常制作一些人间用品及祝福用品，如金童玉女（俗称“服侍”，纸衣泥头足，并以高粱秆作架）、纸糊四合院宅（平遥俗称“离垛”）、聚宝盆、纸衣物、冥钱币等，当今也有糊制小车、电视机、电冰箱等的，但主要以制作花圈为主。也有逢年过节制作各式灯笼，供人选购者。虽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纸扎艺术，但这门艺术却始终受人歧视，不能登大雅之堂。
　　多年来平遥丧礼仪式上用一种叫“灵前山”的纸制品，置于灵柩之前遮挡之。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在寺庙殿宇前月台上进行“装神表演”，以祭祀神灵的习俗，以及后来演变为寺庙前修乐楼、祭祀时“为神表演”的礼制。人们在灵前山上糊一戏台，制作纸人数个，象征为“升天”的亲人演戏，使逝者虽一介小民，但死后在后人“奉先思孝”之情的捧扶下，也能享用一下人间最高规格的礼制。这种出于汉民族儒教伦理和礼制的奠仪，大约对生者也算一种慰藉吧！
　　笔者推测，许立廷等老艺人也许是受“灵前山”的启示，加之同治、光绪年间，正值晋剧（中路梆子）由自成一体而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晋剧这门新兴艺术，已成为老百姓文化生活的核心内容。无论官绅商贾，还是平民百姓，对晋剧的迷恋之情，比之当今青年人迷恋“超女”和“足球赛”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左右，正是晋剧名伶辈出，戏目猛增之时，像“一声雷”、“十三红”、“毛毛旦”等名角，正当红得发紫的时候，平遥人依仗商帮雄厚的经济实力，纷纷请戏班演戏，甚至自办戏班。各村的古庙会首尾相衔，可谓好戏连台。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许立廷等艺人自然会以自己的高超技艺，把晋剧界各个名家名戏名段，以纸花、绢花相融汇的艺术形式，创作了一批纱阁戏人作品，展于铺面前，不但展示了本号的技艺，而且以这种特殊的广告形式扩大宣传，招徕顾客，增加了经济效益。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优势。
　　纱阁戏人虽为纸、绢、草、泥之作，但制作精细，造型优美，装束逼真，静中似动，呼之欲出，可谓一绝。许立廷纱阁戏人的创作成功，使一直地位卑微的平遥民间纸扎艺术，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跻身于我国传统艺术的高雅殿堂。这枝新兴奇葩本可进一步完善发展，成为中华一绝，可惜时逢国运衰败之时，辛亥革命后又军阀连年混战，使这枝艺坛新秀夭折于幼苗时期。当今纸所行业诸同仁，如能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抓住平遥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机遇，发挥平遥民间传统纸所艺术的优势，摆脱俗套，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开拓纸所艺术新路，使其打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大有希望的，经济前景也很可观。
　　三清殿后是后院，“殿之后，东西窑各五洞，为羽士、库厨、迎宾之所。正位则玉皇阁也，阁二层，高约六十尺有奇，系雍正年间羽士李教受募修，非当日之旧阁也。盖旧阁于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为回禄所灾也”。［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九月《重修清虚观碑记》］这段碑文记载了当年后院的景象，而今只存东西窑几间，玉皇阁又成废墟了。
　　说起玉皇阁，多数人都知道是供奉玉皇大帝之殿阁，但道观中的玉皇阁起源曲折，知者就不多了。道教中的玉皇大帝本位于“三清”之下的“四御”之列，即“中层领导”。随着君主集权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发展，这种结构体制显然就有些不适应了，皇帝贵为“天子”，即玉皇大帝之子，受天命领牧人间，人间以皇帝为首，天堂自然应以玉皇为首；加之民间俗神信仰中，百姓奉玉皇为俗神之首，俗称“老天爷”，尊称“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道教如不能适应这种社会实际，上有“天子”干预，下有百姓反对，何以立足？只有自我调整神祇的排位顺序，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唐朝初年皇帝因自己姓李，煞费苦心地攀太上老君李耳为始祖，诏令玉皇位置不可调整，仍在太上老君之下；但到五代和北宋时期，调整就完成了。平遥清虚观之玉皇阁似乎是在宋代予以增修的。
　　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平遥县志》中“纯阳仙笔”一文，还记载了康熙年间发生在玉皇阁的一则道教神话：“康熙辛未（１６９１）八月二十五日未时，清虚观道俗会集，皆坐前殿或廊下。适有太原刻字者数人来游，登玉皇阁，见一道者坐阁下西柱下，着白帻布袍，年可四十许。刻者不知，进问之云：‘此观中常住师否？’道者曰：‘非是非是，伊在前边。’刻人下楼至前述之，道官李本植与诸耆老咸惊曰：‘阁上从无人过。’急走观之，已无踪矣。所坐柱上留书五字，极苍峭，为‘一心二人仁’。绝非世人所为，略带草意，神气极雄，于今依然如故。人以其状类俗所画纯阳，遂以为吕公来此，因肖其像于阁上。”
　　这则神话故事，以柱上留五字，就认为是八仙之一吕洞宾（号纯阳子）仙游于此，传称“清虚仙跡”，而且越传越神，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平遥知县蔡亮茂还挥毫题于山门外牌楼之额，以示清虚观之尊贵。笔者以为，当时来游之客既为省城“太原刻字者数人”，其中不乏高手，顺手留得寥寥数字，造此神话，也未必没有可能。而当时的黄冠及众耆老，大约也心中有数，但亦乐得顺水推舟，使道观名声大振，香火更加鼎盛。可惜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玉皇阁因火灾被烧毁，此字迹已渺不可寻，空留神话在人间了。
　　事后观主绘吕洞宾像供于玉皇阁内，直至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才由知县杨廷谟主持，委托范凝晋、王封晋、刘守鼎、郝嗣传等地方士绅理其事，新建了纯阳宫。纯阳宫为卷棚式，建于三清殿前，但吕公塑像却供于中间阁板以上。究其原因，估计一方面因吕洞宾为道教一般神祇，必须在三清殿前，另一方面又不能堵了三清殿进香之路。形成一种既是纯阳宫，又兼三清殿之献殿的格局。这种多方顾及“礼制”的构思设计，令人赞叹。
　　纯阳宫立有一通“镇宅符”碑，是道教“符箓”的一种，据说以朱砂拓于宣纸上，挂于中堂，可护佑住宅平安。早年来施钱拓符者甚众。
　　三清殿内西侧，立着一块十分高大、碑面光亮如镜的元代碑碣，为元朝廷宣谕碑，正面用八思巴文题写，背面有汉语译文，立于元大德元年（１２９７）。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创造出的一种新蒙古文。因主其事者为帝师八思巴，后人称这种文字为八思巴文。《元史·释老》载：“帝师八思巴者，土蕃萨斯迦人，族颖氏也”。“岁癸丑（１２５３），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中统元年（１２６０），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馀，其母凡四十有一”。到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元世祖忽必烈将新文字颁行于天下，诏曰：“……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以后又升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赐玉印。
　　考证有关资料可知，八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为今西藏萨迦人，藏传佛教萨斯迦派第五代祖师，幼年时就随伯父萨班·贡噶坚赞学习佛法，十岁时随伯父归顺蒙古，住西凉（今甘肃武威）。元宪宗元年（１２５１），受伯父遗命，成为萨斯迦教派的首领。宪宗三年（１２５３）被忽必烈召置左右，成为忽必烈的佛教戒师。忽必烈登基后，被尊为国师，后升为帝师。至元元年（１２６４）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事务。同年奉命仿藏文字母制蒙古文字。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返藏，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逝世。
　　八思巴是元代一位杰出的宗教活动家、文学家、佛学家，他为蒙古族统一文字、发展文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西藏牢固地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历史贡献。他将内地的雕版印刷术、戏剧艺术等引入了西藏，也把西藏的建筑技巧、雕版艺术等引至中原。他一生著述颇丰，有三十多种著作，均以《萨迦五祖集》传世。
　　平遥清虚观现存“八思巴文宣谕碑”，对研究元朝历史、蒙古文字等，有极高的价值。可惜许多年前有人谣传，宣谕碑石粉能治疗小儿口疮，结果信众纷纷前来，以刃器刮之，久而久之竟使碑边残缺成齿形，很不雅观，好在还没有伤着文字内容，也属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