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相寺

　　慈相寺位于平遥城东８公里的冀郭村，初建于唐开元年间，原名“圣俱寺”，后因该寺一直由佛教慈恩宗僧人住持，故于北宋皇祐三年（１０５１）朝廷赐额，改名“慈相寺”。
　　慈恩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源于古印度佛教的瑜珈宗，其创始人是唐代高僧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及其弟子窥基。唐玄奘为进一步探求印度大乘教教义之真谛，曾于贞观元年（６２７），不避艰难险阻，苦行赴印度，往返十七年，在那里遍求各大寺院之高僧，刻苦钻研，期间受瑜珈宗的影响尤深。回国后住长安慈恩寺八年，潜心翻译研究佛经，对佛教哲学和修行观有了新的独到见解，创立佛教宗派，后人以其所居而称为“慈恩宗”。慈恩宗主张“万物唯识”，以《解深密经》、《瑜珈师地论》、《唯识三十颂》、《圆觉经》等经论为教义经典，用“三相”（依他起相、遍计所执相、圆成实相）解释宇宙万有的性相，所以慈恩宗又称“法相宗”、“唯识宗”。玄奘认为用唯识观的方法，可以洞察“三相”，达到转染（识）成净（智）而成佛。玄奘逝世后，其弟子窥基继续在慈恩寺阐扬“法相唯识”之学，造诣更深，世称“慈恩大师”。唐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日本僧人道昭来华，从师玄奘受教，使慈恩宗传入日本。
　　由于慈恩宗教义深奥，和者盖寡，因此仅传三代即开始衰微。然而慈恩宗在山西平遥县的慈相寺却得以发扬光大，流传久远，由唐而宋，由宋而金，延绵数百年。
　　据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平遥县志》载，慈相寺“古名圣俱寺，唐无名祖师自西极来居麓台山四十年，肃宗召至京问答称旨，上元初诏还故山，宋庆历间砌塔藏之，高三百尺，又名麓镜台。”又据慈相寺现存金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四月初六《平遥县冀郭村慈相寺僧众塔记铭》载：“冀郭村慈相寺者，自有唐肃宗以来其设寺额，本名圣俱寺，而是时主持教化者，即始祖无名大师也，至宋皇祐间改赐慈相之额。”金明昌五年（１１９４）《汾州平遥县慈相寺修造记》亦载：“汾州平遥县慈相寺者，乃古圣俱寺也。寺在县东太平乡之冀郭里，始有大士繇西极来，曰无名师，宴坐于麓台山四十载，唐肃宗召诣京师，待若惇友，上元初示仙于宫城之寺邸，诏还故山。至宋庆历间，寺僧道靖建塔藏之，寺之兴也，以此皇祐三年（１０５１）改赐今额。”
　　无名禅师之“无名”是其法号，并非“佚名”之意，据清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汾州府志·卷二十四》载：
　　“慈相寺，在平遥县东十五里冀郭村，旧名圣俱寺，唐无名禅师居麓台山四十年，肃宗召至京，叩无名之旨，答曰：‘大方造物，总持万变，走为日月，驾为云雷，四时行，百物生。收功于无形者，天地之心也。大人御世，不烦而治，鼓之为太和，不识不知而天下归心焉者，至人之妙也。是故，上圣得之而无为，彼苍焘之而奚言，抑何□□于细名哉？’上善其言，待若惇友。上元初化，诏还葬故山。”
　　诸文献中提到之“西极”，古有解“西极乃长安以西”者，故笔者以为“无名大师”应为玄奘、窥基的传人。长安慈恩宗衰落后，无名大师流落到山西平遥这个宗教信仰多元的淳朴之地，阐扬其法相唯识之学。由于他的佛教造诣深厚，经论过人，才使居庙堂之高的唐肃宗得闻其名，诏对京师，待若惇友，还让他在皇城寺邸设场讲教，可谓荣耀之至。然而慈恩宗在当时京城佛教界影响甚微，禅宗等其他宗派是当时的佛教主流，所以无名祖师虽有皇上支持，但无信众捧场，因而只好在他圆寂后“诏还故山”。平遥慈相寺的宗派后人中，却“传法之流”“继踵而出”，“才德超轶，杰然出于法眷之中者”甚众，曾使慈恩宗在宋金时期屡创辉煌。寺中现存金泰和元年（１２０１）五月初一刊刻的“慈相寺宗派图”，对本寺掌门人追溯至北宋初年的从安、从佑两位始祖，两位始祖及他们的十一位嫡传弟子道覬、道玉、道洪、道聪、道卿、道谔、道业、道及、道隆、道靖（庆历年间住持，倡修麓台塔者），两代僧人全部享有“赐紫”之荣。“赐紫”为唐宋时礼制，当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舆服准用紫色，不得越制，但官品不及而有大功者，或受皇帝“圣宠”者，恩准破格用紫色。唐宋时期受“圣宠”之高僧，诏赐用紫色袈裟，宋代也有对道士“赐紫”之例。可见慈相寺北宋初年的僧人们，在佛教“法相唯识”论方面之理论水平，在全国也声名显赫，曾使慈恩宗在整个佛教界受到应有的尊重。以后各代也屡有受“赐紫”者之恩，如第三代之广潜、广立、广瞻、广雅，广雅还被尊称为“普明大师”；第四代之仲来，第六代之文喜、文庆，文喜还在金承安至泰和年间（１１９６—１２０８）出任“汾州管内都僧正”，即汾州及下辖各县佛教事务的总僧官，管理地方寺院僧尼事务，在佛教界出人头地，掷地有声，也是慈恩宗之光彩。第七代的真逵不但受“赐紫”之荣，而且还被加尊号为“通悟大师”。出类拔萃之才，为慈恩宗的弘扬、昌盛、延绵作出了卓越贡献，倘若“三藏大师”、“慈恩大师”佛灵有知，也应含笑九天了。
　　慈相寺现存金代碑碣两通，为我国史学界、宗教界研究宋金时期佛教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字资料。慈相寺在宋金时期，不仅以慈恩宗的佛教教义在平遥大地独树一帜，而且该寺的规模及寺貌等，也曾冠盖全县。庆历年间的住持沙门道靖，首倡在寺后建九层砖砌无名大师灵塔，八角形，高十余丈，每层皆藏铁佛。塔本红色，但丽日从平遥城垣眺望，光耀四射而呈白色，成为平遥当年的一大奇观。今塔年久濒圮，加之空气污染而使能见度低微，此景早已不存。塔旁同时立有一块高约６米的巨碑，称“大宋西河郡麓台山圣俱寺碑”，建于宋庆历六年（１０４６）五月二十二日，刻有《大宋西河郡麓台圣俱寺碑铭并序》，碑阴还刻有宋皇祐二年（１０５０）七月十五日秘书丞签署之文，由并州判官吴郡张某书。由于多年风雨剥蚀，字迹已难已辨认，无法成文了。但书法清秀端庄，清初山西名家傅山先生来游斯寺时，就对碑之书法多有赞叹之词。
　　北宋靖康元年，即金天会四年（１１２６）九月二十一日，金将宗翰所部鹘沙虎，血战半月而攻占平遥。期间金兵扰寺，慈相寺几乎全部被烧为灰烬，仅山门及正殿幸存。金朝建立后，由于作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女真人，清醒地看到，要巩固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汉民族区域的统治，非单纯依*武力所能解决，他们特别注重“尊孔崇儒”、“保护原有宗教信仰”等策略，以争取汉民族地主阶级的合作，减少民众的抵触情绪和反抗心理。金天会末年，慈相寺得以重修，主其事者为寺僧宝量和仲英，其中宝量者俗姓冀氏，本县侯冀村人，２１岁出家，师从惠清法师，潜心研读，精通《法华大经》；后又云游四方，多方讨教，“深悟佛旨，数年杖锡还乡，其本寺僧众请师出世，开演教法，为众宗仰，名声藉藉者于河东”（《僧众塔记》）。仲英和宝量同辈，师从普明大师广雅，二僧欣然担任寺院修造主。“不惮艰苦，励心劝缘，鸠工聚土，不日寺亭焕然一新，十倍于前矣”。还重修了麓台塔，可惜修建未及完备，宝量、仲英相继圆寂，工程暂停。
　　时至金明昌初年，宝量之徒福澄住持寺院，继承师志，同众僧齐心协力，续修寺院。在塔后建普光堂，“设毗卢遮那佛，壁绘三世佛、八金刚、四菩萨、帝释梵王，堂之右翼置释迦六祖，绘二十八祖，以彰心印所传之自也。左翼置地藏菩萨十王像，以示善德必报，结人善心也。堂之前其友福勍又起两庑，塑佛菩萨五十，阿罗汉五百。楼台伎乐、宝山琪树、珍禽异兽、奇花瑶草，七宝严饰，五彩彰施，烂烂煌煌耸人瞻视”。“复于塔内层设圣像，以为庄严。塔前对立二亭，东置土地神像，西覆圣井，仍塑五龙王于井上。法堂之东庑立关将军像，以玉泉山护法故也。寺旧有铁像菩萨二十，公补为百，殿左起大屋而置焉。增塑慈氏、文殊二菩萨，洎十大论师于其间，其馀门廊厅堂厨厩楼阁，洎僧徒藏获，佣保马牛之舍，或增旧创新，或支倾补坏，凡一千二百馀间”。［金明昌五年（１１９４）《汾州平遥县慈相寺修造记》］
　　这些历史资料，翔实地记载了慈相寺在金代的宏大规模，丰厚的佛教文化内涵，以及连续几代僧人为“阐扬法相唯识”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明昌年间住持僧福澄和尚，更是拔乎其萃。福澄俗姓胡氏，平遥县钦贤村人，因家贫于１３岁时削发为僧，师从宝量法师。自幼为人严整慎重，善于谋划。在任慈相寺住持期间，其他方面也建树颇丰。寺院滨临麓台河岸，每年夏秋河涨大水，对寺院威胁很大，众僧年年为护寺而伤脑筋。福澄继任住持后，下决心筹银２０００两，挖改河道，远流而去，岁岁平安，一劳永逸。寺东南麓台山深处，有慈相寺常住土地数百亩，经营耕作十分不便，福澄在那里建房屋数十间，雇人住在那里耕作。寺内旧有无名师遗方眼药，以供四方香客随意取用，福澄始订收费之规，并设医僧坐堂咨询，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数十顷田产也因福澄经营有方，收获增加数倍，修建寺院、移河改道等均工程浩繁，在庞大的经费开支中，百分之六七十来源于眼药收费和田产收获。通过宋、金代佛教慈恩宗在慈相寺的繁荣发展过程，使我们领悟到，任何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及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没有一批优秀的人才做支撑，任你标榜得多么卓越和清高，也难以存在下去。
　　经过几代僧人的努力，慈相寺“于是僧有经行宴坐之安，人适游礼虔仰之愿，然后作大佛事三昼夜，饭缁素（指僧俗弟子）万人庆其成也。犹以未足，复命大法师起讲筵三岁。斋嚫无虚日，钟梵无庸声，见者起敬，闻者发叹，乡近感化，多为佛人矣！”（《汾州平遥县慈相寺修造记》）好一片祥和、繁荣、文明的景象，极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这正是辽、金、元、清代少数民族王朝倡兴佛教、尊崇儒学的战略目的和可喜结果；同时，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也是历史上宗教文化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
　　宋金以后，元代也曾对慈相寺进行过大修，但随着慈恩宗的衰落，昔日的繁荣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数百年的风侵雨蚀，使其日渐土崩瓦解。特别是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平遥刘三元等人响应大同总兵姜瓖的反清复明号召，聚众举义，占领平遥。招来清军大举围歼，一场兵祸遍及平遥，慈相寺遭到重大破坏。“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又为兵火所灾，前制几消摩（磨）尽矣。金容色黯，怅宝筏之徒悬；紫殿尘埋，慨迷津之曷渡”。［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重修慈相寺碑记》］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增修中殿三楹，将村中关帝庙之关羽塑像移于殿内。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住持僧法定及其徒悟通，“会茶动众，欲令废者起而新之”。补修正殿五间，东西窑各五间，次年又整理中殿关帝庙三间，重修东院僧舍正房三间，东西房各三间。“使几沦于瓦砾者，依然纶奂可观也”。总共费银七百馀两，其中外出化缘三百三十多两，其馀半数以上是寺院僧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这次整修的房舍，也就成为慈相寺现存之主要殿宇。
　　今日之慈相寺，多数殿宇颓毁得已成瓦砾，巨大的九层麓台塔却依然屹立在残阳和凛洌的西北风中，塔前６米多高的宋庆历碑，依旧和此塔风雨相伴。当年福澄和尚在塔后修建的普光堂及东西庑等，都被屡屡自然改道的麓台河浸崩冲走，塔距河岸也仅１４米远，塔身因地基松懈而开始向东北方向倾斜。塔前寺院概貌仍存，但东西庑已破败不堪，只正殿内高大的“三身佛”仍结跏趺坐于须弥莲花台上。三个须弥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刨坏，致使衬砖裸露，有的已散落。一位年长的村民介绍说，如果不是当时从座底窜出两条大蛇来，三位“法力无边”的佛祖化身，早已被“革命者”们送回“极乐世界”去了。殿东墙前下角墙皮脱落，露出古旧之墙皮，绘画艺术上乘的水陆画，似为金代作品，有待考证。
　　中殿的圣像早已被毁掉，已改为过道厅，两房各隔出一间房屋。曾经改作“人民公社”冀郭大队办公室。钟鼓楼亭已近塌毁，但檩木额枋上精美的木雕饰物，仍风韵不减当年。巨大的铁钟和数十尊铁铸菩萨，在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时，就为完成“１０７０万吨钢”的浮夸指标，被搜去凑数做贡献了。山门岌岌可危，东侧以木柱支顶，两旁原有的站立金刚塑像（老百姓俗称“哼哈二将”），也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仅留龛门形迹而已。
　　现存麓台塔并庆历碑，早已被列为山西省重点保护文物，最近已批准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寺内正殿前原有金代慈相寺寺院布局石刻图，已被县文物局收回去馆藏。中殿前檐下现存金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僧众塔记碑”，碑阴有是年五月初一刊刻的“慈相寺宗派图”，是宋金时期佛教慈恩宗在慈相寺的宗派传承图，其中共录九代僧众的法号、嘉称及师从关系线，研究价值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