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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国寺
镇国寺位于平遥县城东１５公里的郝洞村，坐北面南。据《平遥县志》载，镇国寺始建于五代时期北汉天会七年（９６３），金天德三年（１１５１）重修，明代中期至清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又屡次重修及葺新，最后一次大型维修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寺内现存殿宇，仅有“万佛殿”保持初建时风貌，其余都是后世续建或改建、增建的。镇国寺属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于１９９７年作为平遥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镇国寺和许多唐、五代时的寺庙一样，没有单独的山门，以可穿堂而过的天王殿兼作山门。山门对面原有清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十月增建的舞榭（戏台）一座，“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天王殿两旁设便门二，东曰“崇虚”，西曰“乘幽”，两便门外侧分别耸立着钟楼和鼓楼，硕大的铸铁钟造于金皇统五年（１１４５），是平遥境内现存最早的钟。
天王殿中四大天王塑像分列两旁，穿过天王殿是寺宇的前院，比较狭小，正殿是万佛殿。虽历经一千多年，期间寺院屡经重修，但万佛殿仍保留初建时的木结构形式，是中国佛教寺院殿宇中，现仅存的三处唐、五代木结构建筑之一，其余二处是五台山的佛光寺和南禅寺，可谓中国之最了。其木斗拱结构别具一格，斗拱用材硕大，斗拱总高１８５厘米，大斗直接坐于柱头，外檐柱头斗拱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重拱偷心造，补间斗拱各一朵，铺作出跳达１４３厘米，使上檐出达２９４厘米。斗拱用材宽、厚为２２厘米×１４厘米，高１０厘米，相当于宋代《营造法式》中的四等材。屋内建筑形式为砌上明造，通檐二柱结构，当中东西两缝上各以一根长椽栿搭在前后檐的柱头铺作上，椽长１０２８厘米，截面４１厘米×２８厘米。其上则用六椽草、四椽栿、平梁（长366厘米，截面44厘米×２８厘米）和侏儒柱*手去承托脊梁栿。四椽和平梁的两端，并用“托脚”斜撑。梁枋两侧横截面连结，用攀间枋牵拉。这种构筑形式使殿内宽大、结构牢固，加之采取了屋顶举折、屋角反翘等手法，使庞大的屋顶没有丝毫沉重感，实现了建筑艺术的美感效果，显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科学艺术的巨大成就，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建筑中的不朽之作。金代重修时整砌四壁门窗，并彩绘许多小佛像，故曰“万佛殿”。
万佛殿的彩塑佛像，简直是五代时期彩塑佛像的绝版（敦煌石窟尚存少许）。五代时期历史短暂，封建王侯间征战的烽烟不断，所以这个历史时期修建寺庙甚少，其价值可想而知。如果把万佛殿佛像造型同大同云岗北魏石窟大佛对比，可以发现中国佛教自成一体后，佛像形象更加汉民族化，特别是到隋唐时期，造像之风为之一变，变得彻底女性化了。大约汉民族习俗中，认为女性更具慈善和仁爱的特性，佛家以慈悲为怀，以拯救苦难、普济众生为本，所以有此变化，是中国佛教自成一体的重要标志之一。
古代宗教文化中，佛像造型以庄重美丽为主，佛像女性化后更是如此。然而，唐开元以后，唐玄宗李隆基宠爱贵妃杨玉环，杨贵妃体态丰满，使汉民族注重女性线条美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标准的审美观被颠覆，不得不改变为以胖和雍容华贵为美，这种审美观的变化必然要贯穿于一切文化艺术领域之中。即使盛唐以后的佛教文化中也不得例外。万佛殿的佛祖和配祀的“文殊”、“普贤”及佛祖弟子阿难、迦叶的女性化身，都塑造得丰满圆润。从佛像、胁侍、供养人的服饰看，罗纱贴体，肌肤大量裸露，应属唐代服饰文化，武士甲胄也是典型的唐代盔甲。供台较低，同样是唐代寺庙中的佛堂特色。以上种种，进一步佐证了镇国寺万佛殿原建于五代时期的论断。
前院东西面*北侧，分别是二郎殿和土地殿。土地殿之塑像尚好，二郎殿之塑像已了无踪影。东西两面的中间，是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建造的东、西碑亭，存有碑碣十余通，大多为记载历次修葺寺院情况及功德主名衔之碑。唯东碑亭下立一块残碑，号称“半截碑”，首尾皆缺，款目难觅，但史学家从残存的４７６字研考，认为系五代时期北汉王族刘继钦的墓碑，为进一步研究五代时期北汉小朝廷的争权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为寻找北汉时期的王族墓葬也提供了线索。半截碑的书法甚佳，可供书法爱好者临摹学习。此碑的历史年限并不算太早，比清虚观碑亭下现存唐代马仁表墓碑还晚２００多年。半截碑并非镇国寺固有之碑，与研究宗教文化无关。清嘉庆年间修葺镇国寺时，被当时的纠首、里人田增檍发现。其族孙田耕兰为此还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刻撰一小方碣，题曰“半截碑记”，嵌于东碑亭半截碑后的石壁中，以示后人。但文中把“天会”理解为金代“天会”年号，显系失误。碣云：
半截碑者，不知何人所书也。嘉庆年间庙工告竣，会立碑之际，欲作碑座，形象已成。余祖增檍公见而止之曰：“此碑书法甚好，不可毁也，存之以为学书者临摩（摹）。”嗣后爱而拓之者甚夥。但上下文义不全，观其大势，是当日封王于此，且天会十二祀年号殆，亦八百馀年物也。惜碑太厚，未克嵌壁，今筑小台安置其上，以示后人，不可再为损坏此壁之意，于是乎记。
亭中间所裱明状元刘理顺大草，墨迹剥落太甚，将诗勒石，以志不忘：“林间挂葛巾，树里峰阴转；山外首频昂，白云无近远。”
万佛殿前对植槐树两株，西侧一株与平常槐树无二，唯东侧一株形象奇特，树身矮而粗，向东稍倾，树皮苍劲，周身条枝如灌木丛生，似曲蠖之苍龙欲腾空飞天，雅号“龙槐”。从碑铭中可知，相传初建寺时，殿前就对植槐树一双，东侧一株于清嘉庆年前，就演生成现状，遂得“龙槐”之名。西侧一株现已枯死，后人补植一株，称其为“虎槐”。
“龙槐”曾使许多文人墨客诗兴大发，多有吟诵。万佛殿前殿门两侧壁上及两碑亭壁上，都嵌有方碣，刻有咏龙槐的律诗和散文，计有进士岳廷元、贡生田耕兰、庠生田逢年、郝元龙等大作。
龙槐荣枯记
龙槐之由来，前碑已详言之，兹不再叙。而今数十年来或枯或荣，则有不可不志者。东边一株于道光十二三年（１８３２—１８３３），从树身生出一枝，与常槐同，初以为小，曾不在意。十数年后，枝大于身，将一身之精神气脉，皆为此枝所拔。而全树之枝叶枯槁殆尽。见者忧之，不敢擅动。同治年间，郝翰藩先生，有胆有识，为文以祭，命梓人斧以斫之，人心大快，此枝一除而全树之枝叶渐见，发生迄今，大有可观矣。至于西边一株，道光初年即见皮有破裂，心亦空虚，而枝叶亦不畅茂。正如昔人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咸丰间，小枝尽枯，止存老干，槎枒数枝而已。忽从树根发出数株，亦与常槐等。今已长大成树矣。昔有一差人言，此树是插接所成。当时以为*役小厮，何足为信。今想东边所生之枝，与西边所发之树，且细视树身有插接痕，上下之树皮不同，枝叶不同。然后知差人之所言非妄也。
例授修职郎候铨教谕里人田耕蓝谨撰书丹
大清光绪拾玖年（１８９３）岁次癸巳中秋月下浣吉立
（此碑现存于镇国寺西碑亭内）
细审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整修镇国寺的五通碑记，碑额及边饰特别精美考究，但有以“八洞神仙”像、八仙神器、八卦炉等图案做边饰或碑额饰者，笔者不解其意，此图案为中国道教内容，“八仙”还是道教仙班中的重要神祇，为何能用来作为佛教寺院碑碣的边饰呢？深思久之才悟出点儿头绪，说明进入２０世纪时，中国道教和佛教文化已进一步融合。
东西碑亭往北，又各有一小殿，东殿供“三灵侯”， 为西周时期三位谏官，他们是孚灵侯唐洪，威灵侯葛雍，浃灵侯周武，皆正气凛然，人们传说他们死后成神，成为“三官”（天官、地官、水官），后人敬仰而立庙祀之。西殿供“福财神”，“福财神”属民间俗神。明清时平遥商业兴旺发达，人们求财神庇佑，自在情理之中。郝洞村自古为商贾之乡，咸丰初年建“三灵侯”庙、“福财神”庙于村堡中南北堡门顶上，岁有祭祀。后来绅商及百姓虑及“过路财神，财不能聚”，遂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五月，连同“三灵侯”一起移置于镇国寺中，另修小殿祀之。“福财神”庙的初建及移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商业经济在郝洞村的重要地位。
穿过万佛殿两侧的月亮门，就步入了镇国寺宽敞的后院。正北三间砖拱窑顶上为三佛楼，东西两庑为罗汉殿和地藏殿，殿宇格局为明清时期中国佛教之格局，这些殿宇都是后人增修的。按佛教通常礼制，三佛楼所在的位置应是全寺主殿的位置，多建大雄宝殿，其规模、上限高度都必须为全寺之最；然而令人深感为难的是，原建殿宇万佛殿规模宏大，上限很高，后院主殿要超过万佛殿，工程之大，耗资之巨，都是不言而喻的。绝非等闲之事。当时的议事纠首们用窑顶筑楼的办法，达到了最高上限，供奉“三身佛”（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应身释迦牟尼佛），冠以“三佛楼”之名，既少费资财，又不乱礼制，还别具一格，真是一石数鸟，妙在其中。
另外，三佛楼廊下额枋头均木雕白象头图案，檩板下廊柱两侧才雕双龙，这种白象居龙之上的安排，显然还带有古印度佛教的痕迹。古代印度以白象为崇拜图腾，他们把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说成是白象投胎，以显示其高贵和不凡，而中国佛教在唐宋以后，已把白象定格为普贤菩萨的坐骑了。
后院东殿原塑有观音菩萨和十八罗汉像，为明代中国佛教之格局。清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曾整修，该殿佛像现已不存，均废于“文化大革命”中。西殿为地藏殿，正中供地藏王菩萨，两侧分列十殿阎王，东西殿壁前分坐六曹判官，西侧之判官塑像已毁。殿内四壁绘有许多表现“六道轮回”（天、地狱、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府酷刑的壁画，还间有一些诗句，都以儒教伦理、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论为主题。从中可体会到古代宗教文化是如何顺应统治阶级意志的。
地藏殿曾于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重修，但现存塑像由于年代已久，加之郝洞村一带地面易返潮，许多泥塑已发生“碱酥”现象，泥土呈粉末状脱落，有的甚至连原来塑造时作为内部支撑的陶瓦也裸露无遗，文物部门尚未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泥塑坍塌之日不会太远，着实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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