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培良先生是平遥东泉镇西赵村人，祖上数代经商，清雍正以来，内蒙、宁夏各族人民熟知的祥泰隆、隆泰裕、广发店三大商号，曾为他家祖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日寇入侵，西北军阀马鸿逵的掠夺，加之内地沦陷，各地分号倒闭，经济运转链的中断，使“三大号”日趋衰退，到他父辈时，已家道中落。
　　1941年3月，平遥大地的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幼小的董培良接受了启蒙教育，教他的大舅是一位老秀才，董培良在戴着老花镜的大舅严厉目光监督下，还配有铜烟袋的“恐吓”，每天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论语》、《孟子》等科举时代的经典，使他年幼的心灵深感乏味，但这种形式的早期教育，却为他后来研究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60年，董培良考入山西医学院儿科系，但入学仅一个月，就因被学校校医室误诊为“肝炎”，他被责令休学回家“疗养”，其后二年，他曾在段村中学任代教；曾在省晋剧青年演出团乐队当伴奏员。1961年，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他受命负责改革平遥县中学历史教材，为此，董培良翻阅了大量历史书籍和教学参考书，“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经历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历史知识基础，成为他日后研究平遥历史文化的历史知识资源。
　　大学毕业后，董培良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被分配到平遥辛村公社卫生院这个山老区医院工作，长达十年之久。1977年7月，因工作需要，董培良被调任城关医院副院长，1983年升任平遥县卫生局副局长，1990年当选为平遥县政协副主席，社会事业的需要，使他走上了弃医从政的人生道路。　　
　 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由于在县政协中董培良分管文史资料工作，他带领文史委委员们，顶严寒冒酷暑，风来雨去近一年，考察了全县现存的各种古迹遗址，抄录碑刻，分析建筑结构，求教于当地群众，求教于熟悉平遥掌故的郭诚、石生泉、石国宝等老一辈学者，编辑了《平遥古城现存历代碑文录》，还根据自己积累的点滴知识，撰写了《龟城杂谈》、《雍正王朝辨》、《英雄无名胜有名》、《冲虚真人碑刻考》、《中都故城考》、《阎锡山飞离太原以后》等文章，发表于《人民代表报》、《人民政协报》、《山西日报》、《山西政协报》、《晋中日报》及《海内外》、《沧桑》、《文史月刊》、《史志研究》、《文史精华》等报刊杂志上，受到读者及专家学者重视。
　　平遥古城现存古迹大量的是宗教文化遗址，为此，董培良除购买宗教知识资料从头学起之外，还请教当地各宗教界人士，更利用接待全国五大宗教领袖等机会，虚心请教各宗教界的国家级权威人士，并互换名片，建立了经常求教的联系热线，使自己的各种宗教知识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做到言之有据。
　　
　　董培良先生对平遥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重视从经典典籍中汲取营养，他通读了《明史》、《清史稿》、《山西通志》、《汾州府志》并选阅了《魏书》、《新五代史》、《清稗类钞》、《万历野获编》、《洛阳伽兰记》等相关史书，开阔了眼界，充实了知识，论证纠正了研究平遥历史文化的许多误区。
　　2004年成立平遥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时，董培良被聘请为名誉主席，广受各界人士的敬重和爱戴。
　　为了使平遥古城文化内涵的研究知识能在全县普及和应用于旅游业，董培良不顾年高体病，多年来为旅游局的导游培训班讲课，为不少景点的开发、布展等提供服务，为全县领导干部、各类干部培训班、入党对象培训班等讲课，为慕名前来平参观的香港、深圳、中国民航单位的团体客人讲授《晋商文化与现代金融业》、《晋商文化与当代企业管理》等专题，2008年6月25日，北京奥运火炬平遥站传递时，他还应邀到太原电视台担任主持嘉宾，进行直播解说，受到好评。
　　董培良先生仍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与岁月年华抗争，与缠身顽疾抗争，仍旧笔耕不辍，很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
　　正如他为自己立的座右铭：“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十分短暂的，有如流星闪光，昙花一现，但如果我能以辛勤汗水加不懈努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留下点滴痕迹，我就死而无憾了。”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地在做，我们有幸，平遥有幸，历史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