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中的文化耕耘者

——访平遥古城文化研究专家董培良先生
　　在平遥古城各个旅游景区的书籍摊点，人们随处可见一位叫“董培良”的作者署名，我就在这些书中见识了他的文采：见解独到、文采斐然。从未想到有一天我敬仰的这位作者会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机缘巧合，工作中认识了他：他博学睿智，才思敏捷；他幽默风趣，和蔼可亲，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他就是曾任平遥县政协副主席，现为平遥文联名誉主席的董培良先生，被誉为“平遥才子”。
　　董培良先生是平遥东泉镇西赵村人，祖上数代经商，清雍正以来，内蒙、宁夏各族人民熟知的祥泰隆、隆泰裕、广发店三大商号，曾为他家祖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日寇入侵，西北军阀马鸿逵的掠夺，加之内地沦陷，各地分号倒闭，经济运转链的中断，使“三大号”日趋衰退，到他的父辈，已家道中落。
　　1941年3月，平遥大地的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董培良的父亲跟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血战在第一线，距县城仅十五华里的西赵村已非安居之所，董培良还在娘胎里就随母亲四处躲藏，出生在城里一位亲戚家中。1946年，虽然抗战胜利，但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烽火又燃遍大江南北，为安全起见，母亲把五岁的董培良寄养在希尧村姥姥家。在这个书香之家，幼小的董培良接受了启蒙教育，教他的大舅是一位老秀才，董培良在戴着老花镜的大舅严厉目光监督下，还配有铜烟袋的“恐吓”，每天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论语》、《孟子》等科举时代的经典，使他年幼的心灵深感乏味，但这种形式的早期教育，却为他后来研究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48年，董培良唱着“七月十三天气晴，共产党解放平遥城……”，“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背着书包在妈妈护送下，走上了求学的人生旅途。在中小学期间，除常规上课外，他曾走上街头，用说唱、黑板报、纸制广播筒宣传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合作化；也曾目睹了反“右派”斗争中老师被批斗的“惊涛骇浪”；参加了大跃进中“土法炼钢”的“火红岁月”；经历了修建汾河水库的抢险拦洪；更体会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挨饿，嚼着开水冲泡的咸菜参加高考；而这一系列的“峥嵘岁月”，却使他从多个角度领略了社会，领悟了人生。
　　1960年，董培良考入山西医学院儿科系，但入学仅一个月，就因被学校校医室误诊为“肝炎”，他被责令休学，回家“疗养”，坎坷的人生道路使他再度步入新的艰辛。其后二年，他曾在段村中学任代教，讲授初三语文、历史；曾在山西省晋剧青年演出团乐队打工，当伴奏员。1961年，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他受命负责改革平遥县中学历史教材，为此，董培良翻阅了大量历史书籍和教学参考书，“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经历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历史知识基础，成为他日后研究平遥历史文化的历史知识资源。
　　大学毕业后，董培良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被分配到平遥辛村公社卫生院这个山老区医院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十年中他从医师升为院长，在极度缺医少药的辛村公社，他自编教材，为农村培训了一批又一批“赤脚医生”，使全公社各村都建立了合作医疗卫生所；并为医院职工讲授医学理论，使医院开设了外、妇科手术、透视、化验等新科目，方便了群众；为抢救病人，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公社22个生产大队的每一个山庄窝铺，深受农民群众爱戴。他先后出席了平遥县晋中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并做了大会发言，获了奖。
　　1977年7月，因工作需要，董培良被调任城关医院副院长，1983年升任平遥县卫生局副局长，1990年当选为平遥县政协副主席，社会事业的需要，使他走上了弃医从政的人生道路。
　　工作岗位的变换，没有改变他为人民服务的报国之心，1981年县政协恢复工作后，他以“无党派爱国人士”的身份担任了县政协委员。1983年开始，他又连续当选为山西省第六、七、八、九届人大代表。在此期间，他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履行人民代表的神圣职责，积极参加省、市人大组织的各种活动。1994年参加全省司法机关评议活动时，他对一件应判死刑而被判“死缓”的大案做了深入调查，细致阅卷，依法评议，在省人大常委会和广大代表的支持下，使该案依法纠正，罪犯被处决。这件事曾轰动三晋大地，在全国也形成一定影响，为此，董培良曾出席山西省人大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并作了大会发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刊《人大工作通讯》，还在“代表风采”栏目中，对他进行了人物专访表彰，成为我省各级人大代表首位获此殊荣者。
　　然而人生道路永远不会风平浪静，1997年8月18日夜，一贯身强体壮的董培良，被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击倒，几乎夺去生命，幸而他的住所同县人民医院近在咫尺，抢救及时，加之时任平遥县长的史忠新等领导，组织全力抢救，并请来省城著名心血管专家，终于把董培良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重获生命的董培良怀着对党对人民无限感激的心情，更感受到了人生苦短的生命紧迫性，加之他在住院期间的40多天，收听了****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使他下决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回报党、回报人民、回报社会。但是劫后余生的虚弱病体，又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呢？董培良陷入深思……
　　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喜讯传来，振奋人心，刚刚大病初愈上班的董培良得知深受鼓舞，得到启发：他很快认识到这一国际品牌的旅游资源，将为平遥的发展带来无限商机，而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层价值，在于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结合自己幼年时的国学基础，青年时改革历史教材的历史功底，研究平遥古城历史文化内涵，是自己具有优势的事业选择，是自己为家乡人民、为社会做贡献的最佳方式。
　　但是树“雄心”容易，酬“壮志”艰难。董培良对这一点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深知“千里之行，始于跬步”的哲理，前进的道路无疑是艰苦卓绝的，但他毅然决然满怀热忱地投入到自己认定的事业中。他首先借来清光绪版《平遥县志》，进行全文抄录，并加以标注，使平遥古城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概貌在自己脑海里形成一个线条粗略的蓝图，历经一年多的抄录，无论睡前，亦或晨起，甚至节假日，对于一个罹患重疾年近花甲之人，其工作量之重可想而知。我翻阅着他亲手一字字、一本本抄录的笔记本，字里行间，沉甸甸的深厚与严谨令我感动敬佩于董主席这份执著与不懈的刻苦。
　　由于在县政协中董培良分管文史资料工作，他带领文史委委员们，顶严寒冒酷暑，风来雨去近一年，考察了全县现存的各种古迹遗址，抄录碑刻，分析建筑结构，求教于当地群众，求教于熟悉平遥掌故的郭诚、石生泉、石国宝等老一辈学者，编辑了《平遥古城现存历代碑文录》，还根据自己积累的点滴知识，撰写了《龟城杂谈》、《雍正王朝辨》、《英雄无名胜有名》、《冲虚真人碑刻考》、《中都故城考》、《阎锡山飞离太原以后》等文章，发表于《人民代表报》、《人民政协报》、《山西日报》、《山西政协报》、《晋中日报》及《海内外》、《沧桑》、《文史月刊》、《史志研究》、《文史精华》等报刊杂志上，受到读者及专家学者重视。
　　平遥古城现存古迹大量的是宗教文化遗址，为此，董培良除购买宗教知识资料从头学起之外，还请教当地各宗教界人士，更利用接待全国五大宗教领袖等机会，虚心请教各宗教界的国家级权威人士，并互换名片，建立了经常求教的联系热线，使自己的各种宗教知识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做到言之有据。
　　董培良深知，平遥古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标志之一。因此她的历史文化绝不是孤立的，她所完整保留的明清历史文化，包括古城的建筑理念、礼制文化、战争文化、宗教文化、晋商文化、礼俗文化等，在全国的历史文化中既有其区域性、相对独立性，更是中华民族大文化，特别是黄河中下游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她的文化同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必然有众多的相同相近元素。为了能准确定位平遥历史文化，董培良近十年来，多次自费外出考察，足迹遍布全省全国，所到之处都仔细参观，认真分析，购买资料，耗尽了自己所有经济收入，但他心甘情愿，在所不惜。他还利用参观考察的机会，向当地文化、旅游、政协文史委等部门了解情况，还向洛阳白马寺、北京白云观、杭州灵隐寺、曲阜孔庙等处的道长、住持等人士虚心求教、座谈，以求取“真经”，使他的研究迈向了专业化、学说化的新台阶。
　　董培良先生对平遥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重视从经典典籍中汲取营养，他通读了《明史》、《清史稿》、《山西通志》、《汾州府志》并选阅了《魏书》、《新五代史》、《清稗类钞》、《万历野获编》、《洛阳伽兰记》等相关史书，开阔了眼界，充实了知识，论证纠正了研究平遥历史文化的许多误区。
　　1999—2000年，在接待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陈存恭教授，日本外语大学历史学教授臼井佐知子、德岛大学历史学博士荒武达朗、大阪研究生院滨岛敦俊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以及不断接受中央电视台、山西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采访时，他目睹了景点缺乏资料书的尴尬，深感优秀古迹景点同滞后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的反差，更感到以文化宣传促销平遥古城的迫切性。为此，他和在省史志研究院工作的儿子董剑云合作，撰写了《平遥古城文化史韵》、《平遥牛皮书》等综合性论著，全面阐述了平遥古城的历史文化。《平遥古城文化史韵》一书还在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同志的关怀下，请山西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博导行龙教授做了全稿审阅，并作了序言，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现在发行的已是第二版。《平遥牛皮书》已由北岳文艺出版社译为英、法、日文出版，社会效果相当好。他还著有《平遥城隍庙》、《镇国寺》、《平遥文庙》等旅游丛书，主编了《平遥古城》等书，深受国内外游客青睐。2004年成立平遥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时，董培良被聘请为名誉主席，广受各界人士的敬重和爱戴。
　　为了使平遥古城文化内涵的研究知识能在全县普及和应用于旅游业，董培良不顾年高体病，多年来为旅游局的导游培训班讲课，为不少景点的开发、布展等提供服务，为全县领导干部、各类干部培训班、入党对象培训班等讲课，为慕名前来平参观的香港、深圳、中国民航单位的团体客人讲授《晋商文化与现代金融业》、《晋商文化与当代企业管理》等专题，2008年6月25日，北京奥运火炬平遥站传递时，他还应邀到太原电视台担任主持嘉宾，进行直播解说，受到好评。
　　董培良为研究开发平遥古城历史文化，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并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果，成为平遥历史文化的“权威人士”，被一些老领导誉为“平遥才子”、“平遥国宝”，但他并不为之而飘飘然。他对目前平遥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倒是有几分担忧，一是担忧研究人员老化，有后继无人之虞；二是当前出现的一些片面追求名人效应的商业炒作；三是担忧研究中缺少同全国全民族文化的联系，甚至出现信口开河的个别现象。
　　走访归途，我们感慨万千：董培良先生已年近古稀，但他仍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与岁月年华抗争，与缠身顽疾抗争，仍旧笔耕不辍，很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
　　正如他为自己立的座右铭：
　　“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十分短暂的，有如流星闪光，昙花一现，但如果我能以辛勤汗水加不懈努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留下点滴痕迹，我就死而无憾了。”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地在做，我们有幸，平遥有幸，历史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