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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的“草根”名人（之三）
第五代信房先生——范绍祖
编者手记：“草根”一词常用来形容平民老百姓。在古城平遥，有这样几位“草根”一族，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平遥人，但伴随着平遥古城“申遗”的成功和七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举办，他们的身影无数次地出现在各地的镜头中、报纸上、荧屏里，成了平遥古城的名人……
在一张泛黄的汇票纸上用极工整的小楷应游客要求将其名字和地址填上，每张都是八千八百八十八两白银，叫游客到所在地日升昌的分号承兑……由８６岁的高龄离休老干部范绍祖模拟日升昌信房先生，穿着长袍，戴着瓜皮帽，使用仿古会券、信封、信笺，为游客书写汇票银票 家信，并一律用毛笔书写繁体字，深受游客欢迎并积极参与。
到平遥，不能不去票号“日升昌”；去“日升昌”，如果不请那位长袍马褂、鹤发童颜的信房老先生，给你写一张“八千八百八十八两”的银票带回去，就像老外去了北京而不吃烤鸭：“真遗憾。”
距“日升昌”不过五十米的小巷隔开了明清街的喧闹。敲开安静院落的大门，八十有六高龄的范老先生，抬起眼睛从老花镜后认真地看着你，然后将你迎进去。
１９２１年出生的范绍祖生在票号掌柜世家：他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是票号掌柜。
范绍祖是家中长子，按理他应该将票号掌柜的职业一脉相承，但他恰逢票号开始败落。１９４６年范绍祖参加了八路军，打过几大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全中国走了两圈”。由于读过几本旧书，写得一手好字，在“泥腿子”居多的军队中，他被一步步提拔为文化干事……１９８２年离休回到故乡平遥定居。上世纪８０年代，县里请老干部为平遥发展献计献策，有说建影视城的，有说搞小吃业的，而范绍祖提议：“平遥古称中都，也就是小北京啊。因为日升昌是中国票号的起源，平遥有２２家，有金融基础，且文物遍地，交通便利，最好搞旅游！”
又过了近十年，县里开始对早成为供销社的日升昌进行维修，开辟为博物馆。１９９４年日升昌票号博物馆开馆，门票两元一张。“无论当地人还是外地客人一律大呼上当。空房一座，啥也没有嘛！”急得范绍祖将自己退休后积累的古董收藏悉数无偿借给馆里。那三座西欧的老钟、那张明代的脚凳……直到几年后馆藏渐次丰厚才将自己的藏品搬回家。
中国票号博物馆为挖掘日升昌票号商业文化内涵，推出了吸引游客参与的信房先生书写汇票、信札等活动。由离休老干部范绍祖模拟日升昌信房先生，身着清朝古装，使用仿古会券、信封、信笺，为游客书写汇票银票 、家信，并一律用毛笔书写繁体字，深受游客欢迎并积极参与。渐渐，有海外媒体争相来拍，先是法国、澳大利亚这些与山西交情深的，然后西欧、东欧乃至全球……２０００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部平遥专题片播出后，一个美国客人握着范老的手：“我认识你，老掌柜！”日升昌走出了省门国门，走向了全世界。****总书记曾和他亲切交谈过。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总摄像师晓明、制片人宗平、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李益等人，以及美国、日本、匈牙利、波兰、新加坡、澳大利亚、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游人，拿着汇票、信札爱不释手，并留作纪念，永久珍藏。（冯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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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房是上传下达信息的指挥部。当年信房共有４个人主持工作；可以说是精兵简政、减员增效的楷模。总负责称为文牍，即信房先生。他们是整个票号里唯一不必学徒但也永远不会升迁的员工，另３人为录信员。文牍的要求条件是这样的：须由科甲中人担当，其主要工作职能就是把大掌柜的意图、经营理念和思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出来传给各地分号。这样一来，文牍对票号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为了限制、规范其行为，票号只给文牍工资（年薪２００两银子），而且不允许文牍先生参与票号的经营和分红。实际上，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文牍地位相对稳定，他人难以取代。
信房内陈列了总分号间往来的信稿４０余册。信稿时间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内容包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几个门类。山西票号研究专家黄鉴晖先生，经深入研究这批珍贵资料，总结出了当时全国银两汇兑汇率的一般规律，为深入研究清代经济状况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试想在当时交通不太发达、通讯不太便捷的时代，日升昌伙友*信函往来，统一调度，协调指挥，密切联系，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啊！在这些发黄变色的信稿中，不乏珍贵史料。如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在京津两地的暴行，信稿中就多次予以揭露。同年，慈禧、光绪两宫仓皇逃往西安，日升昌等票号担起国家银行职能，连续汇兑和解缴现银，供帝室及随行官员使用。信稿对此也一一记载。
信房外发文书是总号与各分号联系的主要方式，但特别是涉及到商业秘密的内容，往往都使用密码或者密语来书写。例如，如果信房想知道分号的营业情况，信中就会写“当地天气如何”之类的话；如果回话说“天气晴朗”，就证明营业状况不好；如果写“天气中和”，则说明营业还不错；如果写“毛毛细雨”，就说明这个月营业状况非常好因为他们相信雨能带来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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