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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纪实散文
飞往那不勒斯
□ 曹昌智
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一年了。每当想起这座古城荣获世界桂冠时的情景，成功的喜悦和申报的艰辛就使我无法抑止内心的激动。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１９时０４分，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２１次会议上，当大会执行主席一锤定音，宣布通过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我的心情再也难以平静。那一夜我几乎通宵没有合眼，一直等到凌晨（北京时间将近早晨７时），通过国际长途和电话传真向省长孙文盛和我的同事、亲人报告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之后，辗转反侧始终不能入睡。静谧的夜幕仿佛闪过如云的往事，把我带回了那一千八百多个融合着酸甜苦辣的日夜。是啊，五年了，为了争得这瞬间的幸福时刻，我们整整花费了五年的心血。如今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终于获得了成功，首次填补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空白，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又赢得了一席国际地位。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所有关心支持这一事业的领导、专家和我的同事、亲人同我一样分享成功的欢乐。
往事如云
成功，凝聚着心血，蕴含着艰辛和代价。就在这次出国前，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我的妻兄不幸患上了肝癌，怀着一线生机，千里迢迢由山东农村赶到山西太原，盼望我能够请省城名医挽回他垂危的生命。他紧紧攥住我的手说：“有你费心，我可就有救了。”面对妻兄求助的目光，我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淌，心情极度难过。这一年他还不到５８岁，在妻子的姊妹中是唯一的兄弟。我们俩认识最早，生活困难的年月里也曾相濡以沫，现在他最需要的又是我。对于他来说，抢救的机遇和时间就是生命。当时，眼看他的病情恶化，心情矛盾到了极点。一向最理解我、支持我事业的妻子看出了我的心事，她深知我最熟悉平遥古城文化遗产和申报工作情况，在审议世界遗产项目时答辩成功的把握性最大，所以强忍泪水亲自把我送上了北去的列车。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６日，北京初冬的天气虽然透着袭人的寒意，但却少了往日迷蒙的雾霭，天空显得格外亮丽。上午１１时许，我们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波音７４７大型客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呼啸着飞离首都机场，很快爬上万米高空，径直朝着西北方向飞去。机舱内，或许由于刚刚圆满结束了在中国的观光旅游，加之归家心切，一群意大利男女青年兴奋不已。就连同机的中国乘客也不禁为之所动，开始了愉快的交谈。然而唯有我坐在机舱稍后的舷窗边，望着逝去的燕山、大漠，耳边萦绕着妻子的话语，陷入了沉思……
１９９２年我正在山西省建设厅担任副厅长，主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我不止一次陪同寻求投资合作的外商考察平遥古城。这座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由城墙、街道、寺庙、店铺和民居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汉民族的城市文化特色，不仅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青睐，而且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８０年代初，这座古城在我国著名建筑学家郑孝燮和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刀下留城”的疾呼下，幸免于遭到拆毁的厄运，随后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是，由于在传统观念束缚下，古城保护与经济发展被人为地对立起来，或强调保护，讳言发展，担心发展会造成古城破坏；或强调发展，忽视保护，把古城保护视为经济发展的包袱。结果导致了平遥经济发展缓慢，古城保护举步维艰。这期间虽然县政府和建设局、文物局的王志毅、耿云汉、王中良、李有华等领导、专家也曾奔波于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但是收效甚微。平遥古城的落后状况使得一个个外籍华人望而却步，不得不在踌躇中放弃了投资意向。这件事深深触痛了我的心。我意识到“解放思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引进外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发展自己的思路。
在反思过去、重新认识平遥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只有从解决古城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入手，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才能真正抓住历史给平遥古城带来的又一次重大转机，闯出一条古城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新路。经再三思考，我冒昧给新任省长胡富国写信，提出了通过旅游开发加快平遥古城保护与发展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省长的支持。时隔不久，和我们一起考察平遥古城的边宝莲被建设厅派到同济大学培训学习，培训中心主任刚好就是阮仪三教授。在他的关心指导下，边宝莲撰写了结业论文《对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思考》，并发表在国内报纸和杂志上，国务院研究室一份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的内部刊物也编发了这篇文章。文中提出的“寓保护于发展，以发展求保护，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思路和构想，受到了中央和省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使我们很受鼓舞。于是我和几个同事干脆住到平遥深入考察，又专程到北京、上海、湖北等地，向国家有关部门和高等院校的领导、专家和学者求教，然后由我主笔，在周贵贤、边宝莲、李有华、郭廷儒协助下，起草了上万字的《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
１９９４年６月９日，我们邀请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的一些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领导、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理事会的全体常务理事云集平遥研究论证，完善方案。与会者一致高度评价和肯定了发展战略，认为“发展战略站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历史高度，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继承、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出‘寓保护于发展，以发展求保护，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总体思路很有特色”。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郑孝燮、罗哲文二位资深老专家提出的把平遥古城申报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促使平遥古城保护与发展向着更高的目标攀登。
情系古城
从那时起，我和我的同事就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对平遥古城几乎倾注了全部感情。由于县里技术力量弱，最初县领导也意识不到古城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深远意义，几乎大小事都依*我们，因此五年里我和我的同事往平遥跑了一百多次，走遍了平遥古城的大街小巷、寺庙、店铺和民居大院，就连平遥许多交警和老百姓也都能认出我坐的车。诚然，人们对事物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事物的理解。我周围许多人开始不明白我为什么老往那个“破地方”跑，说我是费力不讨好，不会当领导。有的领导甚至说“他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跑平遥是他的爱好”。我的确酷爱自己的专业，但我认定办成这件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和同事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又是一个经济政治大国，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珍贵文化遗产，可是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还不到世界遗产总数的百分之三，而且至今还没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我们是炎黄子孙，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把平遥古城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弘扬祖国文化，发展山西经济，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我仍旧带着同事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去平遥发掘遗产，搜集资料。为了让报送联合国的录像带、反转片准确反映平遥古城的遗产价值，我亲自撰写了电视片《平遥古城》脚本，和电视台记者一起摄像、剪辑、录音。往往为了选择一个好的摄影角度，我爬上爬下，有时不得不踩着用绳索捆接在一起的残缺木梯，爬上陡峭的屋顶，险些摔下来。有时还要攀上几十米高的水塔，站在悬挑的平台上拍摄古城全景。为了让社会各界了解平遥古城，我写了几万字的书信、报告、论文和宣传稿。为了争取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资金扶持，我们跑断腿，磨破嘴，上下求助。为了解决申报经费燃眉之急，我们自己垫钱办事。省委书记和省长繁忙，我就通过信函汇报请示，及时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申报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时，我对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值得庆幸的是，孙省长两次到平遥现场办公，为推进申报工作开拓了有利局面。
回想这几年，坎坎坷坷地不知经历了多少周折。尽管如此，平遥古城作为整座城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毕竟尚属首次，能否达到国际标准，谁的心里也没底。故而，随着世界遗产委员会会期迫近，我的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尤其这次那不勒斯之行忍痛割舍亲情，要作最后一搏，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遣心中的忧虑。事因我起，将由我终。如今上下左右已经形成舆论，期望值很高，倘若一旦失败，我有何脸面见山西父老？
不知什么时候王景慧坐在了我的身后，他是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也是这次代表团团长，对历史文化名城颇有研究。我和景慧相识，缘于平遥古城保护。几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与景慧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能与景慧同机飞往那不勒斯，也得益于他的指导帮助。这时候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便宽慰我说平遥问题不大，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７年６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三个项目中，平遥古城最先顺利通过了初审。不过，我心里清楚，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教科文全委会原来最担心的就是平遥：论知名度，平遥不如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几乎妇孺皆知，而知平遥者能有几人？论资金投入，平遥又不如丽江，丽江用于震后恢复建设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资金多达上亿元，而平遥当时却主要*本县一点微薄的财力，就连接待联合国专家考察，也是临时凑了一点经费。难怪具体领导申报工作的杜五安副省长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赞说，平遥古城成功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是勇于开拓、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的是扎扎实实的申报工作作风。
最初，平遥古城的环境状况和基础工作的确比较差。１９９５年国家有关部门开会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在三个项目中唯独没有通知山西派人到会介绍情况，据说也是担心平遥古城难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查，因为按规定同一项目只有一次申报机会，一旦申报失败，将意味着平遥古城与世界遗产失之交臂。对此，曾经一再为平遥疾呼的郑孝燮在会上拍案而起，并亲自给建设部部长、副部长写信，据理力争，终于促使平遥古城列进了预备名单。事后我见到郑老这封慷慨陈词的信，感谢敬佩之余尤觉责任重大，时间紧迫。经我建议，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申报工作领导组，由杜五安副省长任组长，我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文物局副局长高可，平遥县副县长安锦才担任副主任。我们一方面组织张桂泉、王中良、王银仙等人精心准备申报文本和图像资料，另一方面和安锦才、范良德对古城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的环境整治进行检查指导。县委、县政府组织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按照《平遥古城保护与发展战略》确定的方案，维修了古建筑和传统民居，清除垃圾，改善道路设施，拆除违章建筑，开通有线电视，去掉了有碍古城风貌的所有电视天线和烟囱。同时，搬迁了长期占用日升昌、永隆号、百川通和云锦成等票号建筑的单位，开辟了中国票号博物馆、推光漆器展销中心、平遥明清家具陈列馆和古城风味小吃馆。平遥的显著变化使申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受到了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教科文全委会以及联合国专家的盛赞。
正当我和景慧沉浸在这段往事的回忆时，突然飞机遇到强大的气流，开始剧烈地颠簸，几分钟后渐渐平稳下来。然而那群意大利青年又像是发现了什么，纷纷从座椅上站起来，探着身子直往舷窗外看，边打手势边高声喊到：“ｓｉ”“ｓｉ”（意大利语——是）机舱里许多乘客也都跟着站起身来。我循着大家的注意力，不知所以然地也把视线投向舷窗外，只见横亘在机翼下的是一道逶迤陡峭、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崇山，问过空中小姐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阿尔卑斯山脉，也是飞机即将飞入意大利境内的地面标志，无怪乎意大利青年如此兴奋。没过多久飞机降落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机场。飞机尚未停稳，那群意大利青年就发出一阵欢呼，挥动手臂相互拥抱、热吻。飞机降落在米兰机场的时间是当地下午三点，飞抵首都罗马早已是万家灯火。
不负使命
当我们换乘意大利航班继续南飞的时候，竟与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同机到达那不勒斯，又一起被安排住进了地中海宾馆。他们当中有几位认识中国代表团的马燕生、郭旃，因而跟我们一见如故。
马燕生和郭旃分别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任处长，曾多次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十分熟悉。听他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依据《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建立的政府间机构。近几年国际政治斗争对该机构运作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虽然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却仍然留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并加大了经费投入，显然有其政治利益。许多国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派来出席会议的代表团规格也越来越高，代表团团长一般都由政府部长或驻联合国大使担任。一些在国际上十分敏感的问题竟然也被作为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提到了会上。不久前日本政府甚至要求把广岛列入《世界遗产目录》，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反对。这次即将在那不勒斯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２１次会议上，中国刚好不再是委员会成员，主席团副主席的资格也由日本代替。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尽管我国外交部已经电告驻意大利大使馆全力支持，但仍需进行外交努力。尤其听说大会报告人不是曾到平遥古城实地考察过的日本专家田中淡，而是从未到过中国山西的英国专家克莱尔，我不免增添了一丝忧虑，同时想起了１９９７年２月接待田中淡考察时的情景。
当时春节刚过，正值全国人民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逝世期间，日本专家田中淡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平遥古城进行考察鉴定，重点是鉴定平遥古城遗产价值和保护状况。如获田中淡认可，他将提请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表决；如其不然，则建议世界遗产委员会取消平遥古城申报资格。可见田中淡之行至关重要。我们仔细分析了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情况，特别是了解到田中淡曾在南京工学院研修过中国古代建筑史，通晓汉文化，近年来多次到中国考察交流，此前已经四次到过平遥。中国国情和平遥古城对他早已不陌生。因此我们在接待中对考察重点、考察项目、考察路线、活动日程、组织领导、人员构成、责任分工、食宿服务、安全措施等都做了详尽的安排。由我和熟悉古城遗产、一直从事申报工作的几位同事全程陪同田中淡。特邀长期在日本学习、工作过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林家彬和武汉工业大学高级城市规划师李百浩出任翻译。经过周密、热情的接待和专业答辩，田中淡先生感到十分满意，而且对取消原定的民间社火和地方戏曲表演等传统文化活动表示理解。考察期间田中淡对平遥古城的珍贵价值极为赞赏，对保护工作一再表示敬佩，激情中还拿毛笔用汉字题写了“平遥古城甲天下”。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后，杜五安副省长会见了田中淡先生，并转达了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谢意，田中淡颇为感动。不仅如此，王景慧和郭旃把田中淡的中国导师、八十高龄的郭湖生先生从南京请到北京会面。师生久别重逢，田中淡激动得泣不成声。田中淡先生是中国古建筑专家，他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的考察鉴定报告对平遥古城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对于平遥古城顺利通过主席团初审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意外，无论大会报告人，还是日本代表团，都应尊重田中淡的意见。很快我又了解到日本正在争取下届把奈良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派往日本进行考察鉴定的联合国专家恰好是中国代表团的郭旃。看来赞成中国的申报项目才符合日本的利益，才是日本的最佳选择。我把想法告诉了景慧、郭旃和马燕生，他们极表同意。
我们代表团在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后，把外交努力的重点放在了与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大会报告人的沟通上，首先在与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泰国代表的广泛接触中，从维护亚洲国家利益和弘扬东方文化的角度切入，关心理解对方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愿望，博得了这些国家代表的信任。马燕生和郭旃通过多年和日本代表接触的关系，表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古代建筑文化一脉相承，重温友好往来，着眼未来合作，进而使双方达成了谅解。在这次大会召开前的主席团特别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提出将尚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列入世界遗产，引起了印度代表的强烈反对。当两国代表分别寻求我国代表团支持时，我们既表示理解印巴两国人民的感情，也说服双方把有争议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待条件成熟时再议。两国代表对我方态度给予了理解。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代表团还利用各种机会频频拜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和工作人员。
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惯例，所有提请全体会议审议的申报项目，统一由大会报告人负责人介绍情况，说明鉴定意见。报告人则由公认的老资格专家出任，其中报告文化遗产项目的就是英国专家亨利·克莱尔。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在和克莱尔接触中，注重阐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特征与价值，力求使他对平遥古城的深层文化内涵形成深刻印象。在那不勒斯我们参观了新城堡和圣埃尔莫城堡。诸如此类的古城堡曾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除用于军事防御外，多数属于贵族大家庭使用。而中国的古城则与西方的古城堡有着完全不同的城市形态和文化底蕴。它们是一个个包容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军事防御、宗教信仰、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和人类居住形式的缩影。每一座古城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平遥古城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中国古城的实物标本。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政府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２１次会议开幕后还安排代表参观考察了庞贝古城。公元前６５年这座古城完全被维苏威火山吞没。从发掘出的部分古城遗址观察，城市形态与中国的古城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可惜这种形态的古城在西方国家已难寻觅。不过庞贝古城还是有助于诠释平遥古城文化特征。于是景慧、郭旃和我结合那不勒斯的城堡和古城，就平遥古城的遗产和保护，向克莱尔做了比较和说明。在庞贝古城考察时天下起了大雨，把我的浑身上下都淋湿了。但是我们听说这天刚好是克莱尔夫人的生日，回到那不勒斯后没来得及洗浴，马上邀请了克莱尔等几位官员、专家和他们的夫人在一家华人开的金丽华酒店吃中餐。席间饮酒驱寒，诚表祝贺，使克莱尔深受感动，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来平遥的邀请。
悲喜交加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那不勒斯古老的王宫议政大厅里灯火辉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２１次会议正在继续审议申报项目，成员国的代表不时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列席会议的各有关国家代表也都聚集在这里翘首以待，企盼佳音，因而气氛显得格外紧张严肃。大会经过一整天审议和答辩，将近傍晚才进入了中国的议题。我的心也顿时随之悬在半空，担心万一出现意外，于是连忙打开便携式摄像机，及时纪录下审议时的全部情形。但是没想到，亨利·克莱尔先生做了一个比我预想好得多的报告。他用我拍摄的四张反转片评价了平遥古城，特别强调这座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保存了其所有的特征，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完全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关于文化遗产的第２、３、４条标准的规定。对于克莱尔的报告，虽然也有西方国家代表置疑，但是克莱尔都直接做了肯定回答。经过一段凝重而又短暂的沉寂后，当晚１９时０４分，大会一致通过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然而，就在大会执行主席宣布这一结果的瞬间，我的心脏仿佛突然停止了跳动。不知为什么，当久已盼望的佳音飞入我的耳际时，我却竟然怀疑起了自己的知觉。直到大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我国代表团成员情不自禁地相互庆贺，我的眼泪才一下子涌了出来。在这激情涌动的时刻，就连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克罗地亚、厄瓜多尔、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一些国家的代表也都纷纷走来和我们热烈握手拥抱，合影留念，祝贺我国申报成功。至此，平遥古城终于走向世界，戴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桂冠。在人声鼎沸的氛围中我忽然想起亨利·克莱尔先生，急忙从人群里找到他表示再三感谢，请他和我一起，在那不勒斯古老的王宫议政大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合影照片。
１２月４日凌晨（北京时间早晨不到８时），我向省领导报告了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消息后，又带着满怀欣喜的心情急切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想把喜迅尽快告诉亲人。然而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没有人接，恍惚中我心头生起一种不祥之感：妻子向来起得早，没到上班时间，她会去哪里呢？难道说因为妻兄病情恶化她在医院守护……情急中我只好把电话打到岳母家，被告知妻子去了古交。前几天我和妻子刚通过一次电话，她说妻兄的病情已有好转，不让我挂念，并且她还是重复着那番话：“要集中精力把平遥的事办好。”现在我如愿以偿，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飞回妻兄身边，好好照料他一段时间。从前我没有到过意大利，听说意大利的皮货挺有名气，因此会议结束后我来到意大利首都，走遍了罗马帝国大道上所有的皮货商店。反复比较，精心挑选，买了一条上等皮带，准备回国后送给妻兄，权当是我对欠下他亲情的一点补偿，也是我对他支持我工作的一份答谢。离开罗马那天我又一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这一次儿子告诉我他妈不在家，正在阳曲县开会，家里都挺好，让我放心。
我没有心思在北京逗留，离开了首都机场，赶到北京广播学院匆匆看望正在读书的女儿，就急忙登上了返回太原的列车。当时女儿见了我问长问短，并没提起家里的事，似乎最近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天晚上，旅途的疲劳和忐忑不安的心绪使我昏然入睡。或许是睡前从杂志上刚刚看到一则治疗肝癌广告的缘故，朦胧中我竟被妻兄去世的噩梦惊醒。天亮之后问同事，大家若无其事地回答谁也没有听说。儿子来车站接我时，我要直接去医院，儿子却告诉我他妈晚上就回来，说好先到姥姥家吃饭，然后和她一起去。
于是，下车后我很快赶回机关，接着又到省政府复命。在一片问候和庆贺声中，我和同事们马上开始着手进行新闻发布会的筹备工作。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了整整一天，直到夜幕降临，我才拿上那条意大利皮带直奔岳母家。跨进岳母的家门时，我一眼看见桌子上已经摆着我平时最爱吃的饭菜。一家人都迎上来问寒问暖，把我让到桌子边。他们给我斟满了酒，说平遥这件事总算大功告成，这几年也没有白辛苦，为了庆贺，大家共同干上一杯。我缓缓地捧起酒杯，忽然发现妻子不在身边，岳母也不像往常那样满面笑容地端给我酒菜。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连忙放下了酒杯，三步并作两步走进里面的房间。房间里并无妻子的踪影，只有七十多岁的老岳母神情憔悴地坐在床上。我心头一酸，脱口而出：“大娘，玉梅到底去哪了？是不是贞品哥他……”没等我说完，岳母早已老泪纵横。此时里面的房屋已经挤满了人，我的儿子这才沉痛地对我道出了实情。原来，从我出国以后，妻兄的病情就一天不如一天，妻子不分白天黑夜守护在医院。当时也正是我在那不勒斯的紧要关头。一家人不愿意分散我的精力，怕对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影响，只好告诉我妻兄的病情有好转。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的第三天，就在我们大家沉醉于成功喜悦的庆贺中时，妻兄不幸离开了人世。那几次我和家里电话联系，以为妻子真的外出开会，孰不知她根本就没有去阳曲县，而是忙于料理妻兄的后事，紧接着又陪嫂子和侄儿护送妻兄的骨灰回山东老家安葬，至今未回。因为妻子知道我的心脏病闹过大病，怕我远在国外承受不了精神打击，所以嘱咐儿子、女儿、亲戚和我周围的同事，在我回到家之前谁也不要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我。事到如今，我才大梦初醒，悲伤得失声痛哭。当我拿出那条准备特意送给妻兄的意大利皮带时，岳母说：“用不着了你已经尽心了，能办成平遥这件事，你哥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一年，这件事也过去了一年。我常常在回顾成功喜悦和申报的艰辛时想起它。有位外国学者到平遥古城考察后祝福我：“愿你在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所获得的成功中得到乐趣。”我想不无道理。大凡成功的背后免不了忧喜参半，甚而至于悲喜交加。每念及此，我就想起妻子发自心灵深处那句肺腑之言——办成任何一件事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也总是需要有人付出代价。■
本文原载于《名城报》（１９９８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