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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
城隍庙
 更新时间:2008-3-10 15: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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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

  城隍神是中国老百姓早年奉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尤其是明清两代,普天之下各府、州、县城,包括皇城之内皆修有城隍庙,对城隍神的奉祀亦被列入国祀之典制。平遥古城内的城隍庙,不但能历尽劫难保存至今,而且它的建筑规模、规制、建筑艺术等,都独具特色。其历史文化内涵的涵盖面和丰厚程度等,在全国现存县级城隍庙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平遥城隍庙的初创年代已无准确记载,现存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平遥县志》中,录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平遥知县麻瀛撰写的《城隍庙记》,记载了平遥城隍庙被大火焚毁后重修的过程,这已是平遥现存有关城隍庙的最早文字资料了。而查阅明成化十一年(1475)修纂的《山西通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平遥县治,在城内西南宣化坊,元至正六年(1346)建,国朝洪武三年(1370)主簿孙在明重建。”这一记载虽未提及城隍庙,但间接地说明了城隍庙的存在。“城内西南宣化坊”即现存平遥县衙署所在地在明代时的坊名,说明至少在元至正六年(1346),就以南大街为城中轴线,按照“天人共治,神必居上”的原则,城隍庙居于东侧上首,县衙署屈居西侧下首。从而可以推知元至正六年(1346)以前,平遥城内就建有城隍庙了。
  旧时对城隍神的崇祀礼制,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平遥县志》有记载:“城隍庙在县治东,每岁五月二十七日赛祭。”又载“明洪武三年(1370)封城隍为显佑伯,新官到任庙宿,与神相誓,永著为令。每月朔望肃竭行香,岁无常祭,惟春秋上戊日合祭于社稷山川坛祭,邑厉请为主,遇水旱灾患则祷之”。

 ■ 城隍神的来历和演变定型

  城隍神是古代汉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对于城隍神的最初来历,有不同的说法。据北宋时高承撰写的《事物纪原》载:“秦功臣冯尚,见梦于汉高帝曰,奉天命为王领城隍,遂并置于天下。”因而宋以后,许多地方形成了以奉祀过世英雄,或有功于当地民众的名臣为城隍神之风。如上海“三城隍”为霍光、秦裕伯、陈化成;燕京城隍为文天祥;南宁、桂林城隍为苏缄。
  然而史学界、宗教界及民俗界的学者,多数主张另一种说法,即城隍神源于汉民族古代崇祀的“八蜡神”。中国汉民族在上古时期,由于长期以农业自然经济为支柱,所以早在宗教组织出现之前,人们的宗教文化就由最初的“图腾崇拜”进化为对天地山川等“天神”的崇拜,人们把与农业有关的神祇群体综合崇祀,称之为“八蜡神”。每年腊月初八,家家户户都要吃用各种粮食熬成的“腊八粥”,并以之供奉于八蜡神前,感戴其一年来对人们的护佑,并祈求来年继续降福人间,五谷丰登。
  对八蜡神的祭祀,早在周代就已成典制。最早记载黄河中下游汉民族礼仪文化的书籍《礼记·郊特牲》云:“八蜡以记四方,四方不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在《礼记注》中,对八蜡所作的诠释,至今仍为最具权威性的经典诠释:“四方,四方有祭也。其方谷不熟,则不通于蜡焉,使民谨于用财。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辍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
  八蜡之七为水庸。《礼记·郊特牲》“祭坊与水庸事也。”郑玄注:“水庸,沟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人)疏:“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水庸的解释由“沟”变为蓄水之“坝堰”了。实际上在历代不息的战争烽烟中,城和护城濠在战争防卫中的地位日见重要。古时城的外濠有水为“池”无水为“隍”因而人们开始把水庸神演化为城隍神,奉其为护佑城池之神。现有史料中记载,最早的城隍庙是建于三国时期吴赤乌二年(239)的芜湖城隍庙。在《北齐书·慕容俨传》中对郢城城隍庙更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俨)镇郢城(今河南信阳南)。始入,便为梁大都督侯镇、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于上游鹦鹉州上造荻洪竟数里,以塞船路。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微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至唐代,城隍庙已遍及南方,道教还把城隍神奉为“剪恶除凶,保国安邦”之神,并兼有主司冥间事务的职责,兼领亡魂。但此时对城隍神的祭祀,尚未列入国家祀典。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唐末藩镇割据造成封建军阀各霸一方、相互混战的局面使得人们对城隍神的祭祀规格有所升级。后唐清泰元年(934),后唐末帝李从珂曾加封城隍神为“王”,以祈求城隍神能在战争中更好地护佑他们。宋朝以来,各地奉祀城隍神之风更盛,各府州县大多数都修建了城隍庙。但查《金史》、《元史》之“礼志”,城隍神尚未列入国家祀典之中。
  直到明初,对城隍神的祭祀才列入国家祀典。据《明史·礼三》载:
  “城隍。洪武二年(1369),礼官言:‘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不应复有城隍。故唐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之,惟吴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之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又芜湖城隍庙建于吴赤乌二年(239),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宋以来其祠遍天下,或锡庙额,或颁封爵,至或迁就附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按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宜附祭于岳渎诸神之坛。’乃命加以封爵。京都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为王。其馀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衮章冕旒俱有差。命词臣撰制文以颁之”。“三年(1370)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庙屏去他神。定庙制,高广视官署厅堂。造木为主,毁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涂壁,绘以云山。六年(1373)制中都城隍神主成,遣官赍香币奉安。京师城隍既附飨山川坛,又于二十一年(1388)改建庙。寻以从祀大祀殿,罢山川坛春祭。永乐中建庙都城之西,曰大威灵祠。嘉靖九年(1530)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旗纛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神诞,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
  很显然,明太祖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后,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元王朝残余势力,被赶到了大漠以北。朱元璋新建的大明王朝,随时都面临着元朝残部的反扑。洪武六年(1373)冬十一月,元将扩廓帖木儿仍回兵企图强攻大同,迫使明北征主将徐达,虽有圣旨诏还,也不得不留镇大同。蒙古骑士的勇猛骠悍,朱元璋是多次领教过的。所以立国甫定,他就十分注重北御鞑虏,加强防卫,巩固政权。由于元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及灾情不断,北方许多城池倾圯欲摧。尤其山西各州县城更为残破。面临这种现实,朱元璋一方面诏令修整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令北方各府州县加固城廓;另一方面加封城隍庙,用以强化各处守军将士的心理防线,增强自信心,古代这种将宗教文化灌输于官兵头脑之中的做法,极类似当今之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按明成化十一年(1475)《山西通志·祠庙》载:“城隍庙,各府、州、县,各边卫守御所俱建。本城内除阳曲、临汾、大同三县附郭不建,凡一百有三。”更进一步验证了当初朱元璋加封城隍庙的主要意图在于防卫。“嘉靖九年(1530)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之神。”(《明史·礼三》)“旗纛”之神为“军牙之神”,以城隍并祭,可见至明朝中后期,仍以防卫为城隍神的重要职能。
  明朝政权得以稳固以后,城隍庙的功用逐渐被转变为“鉴察、司民、显佑”,并司冥间事务。庙制和同级衙署等同,平遥城隍庙亦然。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平遥知县麻瀛在《城隍庙记》中说:“夫城隍建于县治之东,其来远矣,谓其大功德以庇于民也。凡神之有利于民者,小而曰防,曰水庸,犹得列祀下土,而况实墉之崇,实壑之深,延袤之广,保障捍卫,神其呵护,以禁不祥,以怙冒我民于无疆者,功德莫有窬焉者矣。兹具庙宇以绘像,吉蠲以妥神,秩礼以崇祀,以成报。称之典者,因我圣祖之敕谕,及我皇上之洪猷,亦我民之来祗承也。是故立庙意也。”在这里他阐述了城隍神的防卫庇佑功能,接着这位知县又用更多的篇幅,强调了城隍的其他神明。“夫明之设官以为民极,幽亦设神以为民察。章程以稽下民之淑慝,阴司以主下民之祸福。其神通如照,其灵应如响。其*典以罹于不韪者,将必瘅之;其规法以若于彝者,将必绥之,其强窃以干大宪者,将必殄之殛之。虽穷崖绝谷莫遁者其迹。罔不夺魄而圯族,殒首而析骸,显戮而昭报,虽子孙亦无噍类矣,呜呼可畏也哉”。
  麻知县的一番高论,绘声绘色,令人毛骨悚然。他告诫平民莫违王法、莫干坏事、更莫“强窃以干大宪”,企图推翻天子。否则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即使你能“蒙混过关”,也无法“瞒天过海”。城隍神主司生死善恶报应,“其神通如照,其灵应如响”。城隍正式成为维护皇权、牧司地方“氓庶”的守护神,成为悬在敦厚淳朴的黎民百姓头顶上方的一把利剑,成为渗入百姓思想深处的一只无形的手。使人们诚惶诚恐,私下里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甘受压迫,不敢反抗。这里充分显示了明王朝统治者,利用民众的宗教信仰,达到其巩固皇权的目的。至明朝中期,统治集团自上而下都对此心领神会了。
  清王朝建立后,对城隍神的祭祀,原则上沿袭明代典制。《清史稿·礼三》载:“都城隍庙有二,旧沈阳城隍庙,自元讫明,祀典勿替。清初建都后,升为都城隍庙,有司以时致祭。其在燕京者,建庙宣武门内。顺治八年(1651)仲秋,遣太常卿致祭,岁以为常。用太牢,礼献如祀先医。万寿节遣祭加果品。雍正中,改遣大臣,嗣复命亲王行礼。禁城城隍庙建城西北隅。皇城城隍庙建西安门内,曰永佑宫,万寿节或季秋,遣内府大臣承祭,用少牢。”
  清王朝初建,同样面临着对付明王朝在南方之残余势力卷土重来的问题,后又发生了噶尔丹的三次叛乱等,所以同样注重对城隍神的崇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皇城内都修建城隍庙。祭祀典制规格也较高,用“太牢”。太牢是封建社会祭祀的最高等级即以牛、羊、豕三牲供奉神祇。《吕氏春秋·仲春记》载:“以太牢祀于高禖。”注“三牲具,曰太牢”。顺治初遣太常卿主祭,雍正中曾改由亲王行礼。从行礼主祀者的规格之高,也可以反映出清朝初年对崇奉城隍神的重视程度。
  在明清时期,城隍神几乎被奉为庇佑地方的万能神灵。明代规定“国有大灾则告庙(城隍)”,这样,护佑地方平安,保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职责,全由城隍神所司,清代沿袭此俗。据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平遥县志》载,康熙十二年(1673),平遥县大旱,“自冬及春,雨雪愆期,亢阳日甚,二麦失土青之和,三农切云霓之望”。时任平遥知县的陈以恂(兴化人,进士出身),就曾虔诚祈祷于城隍神,其《祷雨告城隍文》存留于《平遥县志》艺文卷中。
  清朝初年,国祀典制中进一步明确了城隍神主领冥间之事的地位。《清史稿·礼三》载:“顺治初,直省府、州、县设坛城北郊,岁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用羊三、豕三、米饭三石、香烛、酒醴、褚帛祭本境无祀鬼神。府曰郡厉,县曰邑厉。先期备祭物,有司诣城隍庙以祭厉告。届日设燎炉坛南,奉城隍神位安坛正中,诣神位前跪,三上香,行礼用三拜。送燎,奠三爵,退,神位复初。”这就是说清初诏令各府、州、县于城北郊设坛,县称邑厉坛,用以祭祀无人管问的游魂野鬼,以安定地方,大约是一种慈善性的普祭吧。从奠礼程序上,可以看出城隍神在一邑之地的神、冥事务中,成为最高统治者,按照“天人共治”的礼制,同县衙形成了神、人两个衙门,使统治者以神权巩固皇权的初衷,更加具体化了。从清乾隆三十六年知府孙和相纂修的《汾州府志》及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的平遥县城图中,都可看到当时平遥城北门外两侧设有两坛,按“左祖右社”之礼制,东为邑厉坛,西为社稷坛,但今已旧踪难觅。据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坛遗》载:“厉坛,在城北,周围六十步,每岁清明日、孟秋望日、孟冬朔日,知县致祭。用豕一、羊一,未祭前三日,捕厅诣城隍庙焚牒一道,至日午,人役各执执事迎道,请至坛内,黄昏设祭,德盛坊竖帆杆木合,四十坊里各备牌位盆饭。”描述了平遥城隍神在邑厉坛祭时的主神地位和礼制。
  在城隍神由八蜡神之水庸演化出来后,随着其职能的增多和历代对其崇奉规格的提高,源于上古时代的“八蜡神”之祭祀,就越来越被淡化了。到乾隆十年(1745),干脆把八蜡之祭从国家祀典中剔除了出去。《清史稿·礼三》载:“八蜡之祭,清初关外举行,庙建南门内,春秋设坛望祭。世祖入关,犹踵行之。乾隆十年(1745),诏罢蜡祭。时廷臣犹力请行古蜡祭,高宗曰:‘大蜡之礼,昉自伊耆,三代因之,古制夐远,传注参错。八蜡配以昆虫,后儒谓害稼不常祭。月令祈年于天宗,蜡祭也。注云日、月、星、辰,则所主又非八神。至谓合聚万物而索飨之,神多位益难定。蜡与腊冠服各殊,或谓蜡即腊,或谓蜡而后腊。自汉腊而不蜡,魏、晋以降,废置无恒。或溺五行家言,甚至天帝、人帝及龙麟、朱鸟、为座百九十二,议者谓失礼。苏轼曰:迎猫则为猫尸,迎虎则为虎尸,近俳优所为。是其迹久类于戏也,是以元、明废止不行。况蜡祭诸神,如先啬、司啬、日、月、星、辰、山、林、川、泽,祀之各坛庙,民间报赛,亦借蜡祭联欢并闾。但各随其风尚,初不责以仪文,其悉罢之’。自是无复蜡祭矣。”
  由于皇帝诏令罢八蜡祭,各地八蜡神之庙坛自然要失修了,祭礼也逐渐淡化直至消失。平遥县之八蜡庙,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由知县杨廷谟倡修,建于城内鹦鹅巷之路北,每岁春秋以牲帛致祭。到崇祯年间,庙祠久圮,当时的知县王凝命(昆明人,进士出身),差人暂把神主移于清虚观后地,原八蜡庙址由城内庶士捐修为关帝庙。不久八蜡神牌位丢失,后人塑像祀于雷神殿之中,渐无八蜡之祭。清康熙年间,本县年逾九十岁的老秀才高复明,书呈知县王绶(字诫亭,兰州举人),请恢复八蜡旧祀,王绶批示:“八蜡有功农事,照旧修葺,以光祀典。”即于城东关择地兴修,成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二十一日。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因龙王庙濒临惠济河,被水冲坏,当时乾隆皇帝已罢祭八蜡,经知县德贵(正白旗满洲举人)批准,移龙王神庙于八蜡祠北,合而祀之。光绪初年,龙王庙补修一新,八蜡祠却荡然无存。从此,一邑之农事雨暘等原属八蜡之职能,全为城隍神所代,八蜡从宗教崇祀中消失了。而平遥民间每逢腊月初八,家家都要吃以各种米、豆等谷物和枣、栗、莲子等干果煮成的“腊八粥”,至今仍盛行,但不再以腊八粥供奉八蜡神了。人们只知当日之食,而多不知当年之祭了。

 ■ 沧桑风雨中的平遥城隍庙

  平遥县城隍庙可能初建于宋、元年间,历史上屡遭火灾,屡有重建。据现有资料考证,明嘉靖三十三年(1560)前,就因火灾而被焚毁殆尽,时任平遥知县的沈振(字竹溪,山东郓城县举人),邀集平遥诸绅士商贾相议说:城隍庙是按太祖皇帝的圣谕而建的,并且每年遵照圣上制订的礼仪崇祀。今被大火烧成这等模样,何以尊制行礼呢?绅士李绪及在场之人,一致表示愿意鼎力相助。遂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兴工。全城家家户户倾心募捐,捐得一些银两钱帛及谷物,但仍不够用。有父老反映,民间最近有新盖的房屋,愿以折顶赋税而交出。经沈知县批准,即将砖瓦木植拆迁而来,以备使用。恰在此时,皇命下达,沈振擢升平阳府同知,修庙之事中途搁浅。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七月,麻瀛奉山西巡抚之命,前来署理平遥县事,代行知县职权。他在上任前遵照礼制到城隍庙斋戒宿誓时,仅见新修的殿宇数间,四周一片瓦砾,颇为荒凉。询问主簿朱时正等,方知前后经过。就在麻瀛准备着手继续复建城隍庙工程时,平遥一带发生盗匪四处抢掠之事,只得先缉捕盗匪,安定地方,又等待百姓忙过秋收之后,方才动工,于次年十一月告竣。
  清康熙年间,知县王绶带头捐俸,对平遥城隍庙做过局部维修。乾隆年间,又由知县蔡亮茂(浙江德清县进士)倡议,募资进行了全面葺新,约历十年之久,延至蔡知县调升后,又经张大元、乔应发、陈训、吴逢圣等四任知县继续努力而为之,平遥城隍庙的葺新工程才算告竣。
  清咸丰九年(1859)农历六月初一,正逢城隍庙每年五月二十七到六月二十七的赛会之期,城隍庙夜间失火,酿成大灾。除寝宫未焚外,其余前后殿宇及西侧财神庙、真武楼等,几成灰烬,惨不可睹。六月十五日后,新任知县王佩珏字莲溪,云南宝宁县举人由阳城县知县调任平遥,上任伊始,拜谒城隍时,斋宿行礼只能在残存的寝宫中进行,按朝廷定制对城隍神的朔望行香,也不得不在寝宫举行,非常尴尬。王佩钰曾邀集邑绅雷育德等二十馀人到县署,商量重修城隍庙之事。无奈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清廷朝野上下一片慌乱。虽江南有曾国藩之湘军顽强作战,但筹措军费之事,主要*北方各省,几乎月月有催派军饷的诏令,又经常有过往的军队骚扰,官民叫苦不迭,怎敢集资兴工?此事一直拖了5年之久。
  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陷南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了下去,军务之事稍息,加之平遥连年风调雨顺大获丰收,王佩钰为尽快“正礼仪”,召集商绅,商订章程,并带头捐俸,设局募捐。于当年五月开工,至同治八年(1869)九月竣工,修成目前所见的平遥城隍庙。
  辛亥革命后及1951年的两次“破除迷信搬神像”运动,使城隍古迹又屡遭破坏。民国十四年(1925)秋,国民党县党部还以破除迷信为名,派巡警梁州南把城隍神像绑出西门外“枪毙”,以示革命,演出了一场政治滑稽剧,成为至今仍在老百姓中流传的笑料。献殿中早年曾满挂信士及商家敬献的匾额。特别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躲避“八国联军”的侵略,仓皇出逃西安,途经平遥时曾“歇驾”一宿。为祈求“保国安邦”的城隍神保佑她一路平安,慈禧曾御书“古邑城隍”之匾,悬于献殿正中。这些匾额可惜在民国变乱后被不法之徒们盗卖一空。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武斗时,城隍庙曾成为武斗指挥部,还曾在戏楼后立过一位“捍卫红色政权”的“烈士之墓”。1969年解放军军管平遥城时,才把墓清除出去。20世纪70年代修建“县革委礼堂”时,不知是哪位“高参”的馊主意,说城隍庙乐楼木料很多,尚不腐朽,不妨拆除,以便“变废为宝”、“古为今用”。唆使当时的决策者把乐楼拆除,木料悉数搬入革委大院(今县衙署),结果由于古代木结构建筑中,梁柱上遍是卯榫,无法用于现代建筑,全部被堆在空地上,让机关各科室冬季生火时陆续烧光了。一个好端端的古代精美建筑物,就这样被彻底破坏了,可见“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无处不有。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华民族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普遍得到保护,尤其是平遥古城,于1997年12月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旅游业逐渐成为平遥县的支柱产业。作为平遥古城历史文化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隍庙,占据着重要一席,颇具远见卓识的私营企业家张增河先生,立志振兴桑梓,筹资数百万元,对城隍庙进行了整体开发,再现了清同治年间的原貌,使它重放出历史文化的光彩。

 ■文化内涵丰厚的平遥城隍庙

  平遥城隍庙坐北向南,位于城内城隍庙街中段,占地5957平方米,合8.94亩。原占地7300平方米,合11亩,但在历史变迁中,原东小院现为平遥中学占用,需待平遥中学搬迁后,才能彻底恢复原貌。现经初步恢复后,总建筑面积为3672.18平方米。
  平遥城隍庙是一所规制齐全,宗教、历史文化内涵丰厚的道教庙观,除正殿和寝宫外,主要由“六曹府”、“土地祠”、“灶君庙”、“财神庙(含玄武楼)”四大部分组成。布局规整,层次分明,气势宏伟,风格别致。
  临街庙门之外,是一座高大的木结构牌楼,为四柱三门十一踩斗拱规制的歇山顶建筑。牌楼匾额书新隶“城隍庙”三字,系当代著名书法家赵望进先生之翰墨。背面是楷书“威灵百里”四个金字,配有青石狮和拴马柱,柱上题对联“善游此地心不愧,恶过吾门胆自寒”。直接道出了城隍庙历史宗教文化的主题。两侧有砖雕八字影壁中间庙门为硬山廊式两旁各另设便门,门额分别是“天知”、“地鉴”,和对联相衬托,使城隍神之“威灵”有先声夺人之势。庙门廊下正墙上书“善恶报应”四个硕大楷书,更增加了森严肃穆的气氛。庙门两侧廊下塑有相对而立的神马二匹,精神抖擞,有马童挽牵。传说为城隍爷出巡城廓时的坐骑。城隍既司捍卫城池之责,必须经常上城巡视,神马自然是少不得的。庙门前廊左右山墙绘有门神“神荼”“郁垒”的巨大画像,坚甲利刃,威风凛凛。二位门神为《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传说他们在东海度朔山上看守鬼门,善用“苇索”捉鬼,捉到的鬼用“桃弓”射死喂虎,鬼魅惧之。故民间于岁末贴二神的图像于门户之上,以御凶邪。唐代才以秦琼、尉迟恭二将的画像代之。早年正中庙门平时关闭,只在以下情况才开放中门:一是农历五月二十七至六月二十七赛会期间;二是祭邑厉坛请主时;三是县令朔望行香、任前斋宿行礼时;四是有贵宾参拜时。平时零星香客只能走两侧便门。跨入庙门后是前院,两侧游廊各九间,为期一月的庙会类似当今的物资交流会,商贩可租游廊使用,从中可见明清时期平遥商业的繁荣发达。庙内建有供商贩使用的游廊,这种建筑格局在别处城隍庙中是难得一见的,可见清代时平遥人就有他人所不及的经商意识。收取的租金供庙内支用,可减少县衙的财政支出,也是一种“以庙养庙”的办法。两侧还修有门官房,供守庙人使用。
  前院正面是乐楼之背面,但由于乐楼为回廊式重檐歇山顶结构,乐楼背墙两侧各开六角窗一个,中间为悬山式街门楼,门楼往里可经乐楼下之甬道通达正院,门楼在前院两株参天槐树的映衬下,使观者毫无面对后墙之感。再同左右钟鼓楼下的两便门相匹配,形成了一道“仪门”,同县衙之仪门相对应。其建筑设计匠心别具,建筑艺术古朴典雅,令人称奇。
  仪门正中门楼匾额上写有草书“敢入”二字,为平遥清代名人薛登五所书。薛登五,字丰年,平遥城内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壬午科优贡,礼部试取国子监肆业。为人天性纯笃,居家孝恭,品行端正,文学邃密,尤善书法。曾被知县德贵延聘为平遥西河书院山长,受业人获雋文坛者甚众。后任山西长子县训导。“敢入”二字意味深长,传说如为善者观之,心境坦然,自然敢入;为恶者观之,难免心怀鬼胎,颤颤兢兢,是否敢入?自须加一问号,个中文化内涵深厚,令人回味无穷。
  乐楼两侧的钟鼓楼下各有一砖洞式便门,权作仪门之两便门。道教的晨钟暮鼓习俗,同中国佛教一致,显示了中国古代各宗教文化的相容性。东侧便门匾额书“异姓同乐”,这是针对里面正对的灶王庙而言的。人间家家户户供灶王,虽姓氏千差万别,但祈求灶王保平安的心情是一致的,故曰“异姓同乐”。而西侧便门匾额书“钱通人性”,当然是针对其所对的财神庙而言的。钱对世上每个人都有用,但它可以使贪婪者人格扭曲,使廉洁者大义凛然,对不同的人起着不同的作用,故曰“钱通人性”,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穿过权当仪门的乐楼通道,即可到达宽敞的正院。正面主殿前有宽大的月台,是高贵、权威的象征。在封建社会里,官署堂前,佛教、道教主殿之前,月台文化是一致的。城隍神主殿前的月台,还配有石柱栏板,柱头有云饰图案。带歇山抱厦的硬山卷棚顶凉亭式献殿,是道教建筑文化中标示崇高的设施,更增加了正殿的威严。正殿为悬山式,为全庙中最高的建筑。正殿及献殿、抱厦前觜亭等,全部使用孔雀蓝、绿琉璃,配有少量黄琉璃。勾头、滴水使用青一色孔雀蓝。封建社会对琉璃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礼制,平民百姓禁用琉璃,黄色在阴阳五行中为土,居中,故定为皇家专用色,黄色琉璃也为皇宫及皇族王府的专用品。寺庙一般准用蓝、绿琉璃,藏传黄教寺院用桔黄色。只有诰封为帝君、大帝之类神祇的主殿,才能以黄琉璃造顶。城隍神被加封显佑伯,为四品官待遇,同样不得越制。充分显示了一切宗教文化必须服从儒教伦理和皇权需要的原则,毫无回旋馀地。
  城隍神大殿等处使用琉璃瓦、脊兽、蟠龙吻、卷尾吻等大小琉璃构件,都是平遥当地民窑烧制的。明清时期平遥是烧制琉璃制品的主要产地,传统琉璃工艺是以陶为胎,表面施琉璃釉(氧化铅),再入窑重烧。平遥民间窑烧制的孔雀蓝、绿琉璃构件,明清时期曾达到全国顶峰水平。城隍庙为平遥现存寺庙中使用琉璃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是研究中国古代琉璃制品和工艺不可多得的珍品、宝藏。
  在这些琉璃构件中,蟠龙吻、卷尾吻等海兽张嘴瞪目,怒不可遏,造型优美,气势雄壮;勾头滴水上青一色的小团龙图案,小巧而细腻。明代舆服礼制规定,一至六品官可用四爪龙图案,显佑伯官秩四品,用之符合礼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寝宫楼顶脊正中耸立的巨大琉璃葫芦,蓝绿圆球叠加为大葫芦,蓝花瓷缸垫底,用一桔黄小葫芦封顶,双层葫芦总高约1.7米, 是鲜明的道教文化标志。唐宋时期,道教分为南北天师两派,南派以“符箓”为重,北派以“丹鼎”为重。平遥城隍庙主殿以仙丹葫芦为顶饰,是北派道教文化的明显标志。

  ■ 献殿和正殿

  献殿为凉亭式,殿内横檩上绘有四爪龙图案,以示高贵。殿内设香炉、拜垫,是祭祀城隍神的重要场所。两山墙绘装饰隔扇16帧,一诗一画相互间隔。壁画都以古代著名典故为内容,多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东周列国志》和《聊斋志异》,文化底蕴深厚,均为清同治年间重修时的原作。近年修复时,诗已依稀难辨,重由平遥冀有贵、李祖孝等书法名家书写。而壁画则是原作,其出于何人之手,惜已无考。但从画的风格分析,大部分临摹的是《石桌斋画集》中的作品。
  穿过献殿,便进入大殿。大殿亦即正殿,为城隍神之“公堂”,同县衙大堂相对应。正面神台龛内端坐城隍神,另塑城隍神头像一尊,供民间搞城隍巡街活动及官祭邑厉坛请主时使用。龛内旁立掌簿判官和勾魂鬼卒,堂下分列赏善、罚恶判官和守护武士塑像。赏善判官前立一平生行善之人,领赏后正在行礼致谢;罚恶判官则青面獠牙,正在惩罚一个生前为恶之徒。神龛匾额书“护廓佑民”,堂后及左右陈列着四品显佑伯执事(仪仗)一套以及“回避”、“肃静”牌,神威显赫,阴森恐怖。
  殿内两山墙绘有两幅大型淡彩工笔人物画,每幅长8.05米,高4.5米,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笔法简练,风格豪放,属明代著名画家吴伟粗笔画派作品,成画于清同治七年(1868)。右侧是城隍神白日巡察图,左侧是城隍夜间巡察图。各有大小人物48位,场面宏大,人物表情各异,内容取材于民间,高雅翔实,在国内同类庙观中属出类拔萃之作。
  城隍白日巡察图中,有执事仪仗17位,唢呐鼓手4位,执法役卒4位、背娄执枪小鬼2位、轿夫8位、拦轿喊冤鬼魂4位、小鬼执一罪鬼2位、骑马六曹判官6位、坐明轿城隍神1位,共计48位。
  城隍夜间巡察图中,有执事仪仗19位(含执灯鬼卒2位)、 唢呐鼓手4位、执法役卒4位、背娄执枪小鬼2位、二小鬼锁拿二罪鬼4位、轿夫8位、骑马判官6位、坐轿城隍1位,同样共计48位,相互对称。两幅巡察图上都有小鬼背娄放“蝙蝠”,谐意“洒福人间”。
  城隍神龛后有隔扇门通向后院寝宫,两侧正面殿墙上也有16幅装饰画隔扇, 也是诗画间隔,均为同治七年(1868)原作,全部取材于《东周列国志》。

 ■ 六 曹 府

  正殿院的东庑九间为“六曹府”,取名“六曹”,实际是仿照县衙署下设之“六部房”而来。“曹”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曾是官府中职能机构之名,东汉初即有。《后汉书·百官志三》中有记载,当时朝廷设“六曹”机构分掌国家政务。即:三公曹、吏部曹、民曹、南主客曹、北主客曹、二千石曹。晋武帝太康年间,改设吏部、殿中、五兵、田、度支、左民六曹。唐代府、州皆设佐吏,州设“六司”,府设“六曹”(功、仓、户、兵、法、士)。宋徽宗时曾在县设佐官,亦称“六曹”(兵、刑、工、礼、户、吏),后把“六曹”也作为对地方胥吏的通称。明清两代县署办事机构改称“六房”,亦称“六部房”(吏、户、礼、兵、刑、工)。官府废止“六曹”的名称后,民间即把县里的“阴间衙门”——城隍神的办事机构,冠以“六曹”而称“六曹府”。
  按照道家习俗,六曹中各设判官理事,如同衙署中的胥吏一样各司其职,六曹分掌生、死、善、恶、簿、刑之事务。判官是早年的一种官职名称,并非“阎王殿”所独有。此处六曹府中的判官,不是“阎王殿”中受阎王爷节制的那种判官,而是城隍神的下属。俗传城隍爷为阴阳两界之间的神祇,他的手下有判官、鬼役等,同阎王殿既相类似又有区别,不可混淆。六曹判官端坐东庑之中间三间殿内,他们执掌着实施善恶报应的实权。俗传当地每个人生前所作所为,六曹府中均有详细记载,毫无疏漏。平遥当地每个人死后的亡魂,都要先被勾到城隍庙,经六曹判官查核,阳寿未尽者仍被送还人间;阳寿已尽者,则将该人一生之善恶资料,以文牒形式随本人之亡魂发往酆都城,交阎王爷依律予以惩处,以落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殿中有高大的黑白无常,头戴高帽,服饰一白一黑,故名。皆披长发,口吐长舌,面目狰狞。俗传二位无常游荡于人间手持勾魂令牌和锁魂铁链专司勾捉死者亡魂之责。六曹神台前,左右分别站着手技钢*的牛头和紧握大刀的马面。“牛头马面”本源于佛教文化指地狱中的鬼卒。《楞严经·八》:“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槊,驱入城门。”又据《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行前,至一地狱……狱卒数万馀人,总是牛头马面。”佛教把其描述为人身而牛、马之首,喻其凶狠。道教也引来用于冥事神话,是中国佛教和道教文化相互交融的又一例证。
  六曹府左右的六楹中,塑有地府十七种酷刑的施刑场景,样样令人毛骨悚然。传说按照早年封建儒礼及社会公德的规范,这些酷刑可针对生前不同的违例者分别使用。如:灌泔水,是针对生前不惜米粟者所施的酷刑。吞铜球,是针对生前贪占不义之财者所施的酷刑。儒礼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那些一生爱财而取之无道者,道俗认为死后必遭报应。旧时多以铜钱铸币,故设此刑以示惩罚。睡火床,有生前不孝敬父母致使父母被冻死者,便以老人生前应烧而未烧之炭薪,设火床而烧 “逆子”。下油锅、爬刀山、入火海, 此三种刑罚无具体针对性,对那些生前忤逆不孝、贪赃枉法、陷害忠良、叛国谋反等有重罪者,皆可使用;炮烙柱,无论男女,生前淫乱无羁,死后必受此刑。刀铡、锯裂、磨刑,三者皆为女子而设。封建礼教要求女人牢牢树立贞节观,宁死不嫁二夫,否则死后在地府有两位夫君等着她,其魂归谁?阎王爷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得令鬼役把她用锯或铡刀从中分开,由二位夫君各领一半。如某位女子生前曾嫁多夫,无法分割,只好用磨把她粉身碎骨,搅拌均匀后,诸夫各分一堆。这三种酷刑的展示,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儒家礼教的残酷性。男子生前可有三妻四妾,皇帝更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们这样做是合理合法的,生前无过,死后也不受惩罚。唯女子则必须“从一而终”,生前在“三从四德”之礼教的束缚下,没有人权,死后连“鬼权”也没有,悲乎哀哉!充分暴露出封建社会中的宗教文化,以“神权可畏”的哲学观,竭力推行和巩固“皇权至上”、“礼教为重”的思想本质,从而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逼迫贫穷愚昧的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就范。这正是中国宗教文化同封建专制文化的结合点,也是宗教文化得以绵延昌盛的根本原因。
  另外,还有掏心抽肠、锤砸肚、挂秤钩、剁手臂、割舌头、挖眼睛、削鼻子等酷刑展示。其根本宗旨,一是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礼教,二是宣扬道教的“报应论”和佛教的“因果论”。“报应论”和“因果论”属封建糟粕,但它也把一些人们应遵循的良好的社会公德糅入其中,以使其理论平民化,得到普通百姓的认可,是中国宗教文化在历史上产生的进步效应。旧时可怜的平民百姓,虽不能*宗教信仰来改变自己贫困卑*的处境,但只要能在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和幻想,他们也会毕恭毕敬地去虔诚信仰。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神本论”思想能在神州大地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六曹府殿内墙壁上壁画满布,对于增强殿内的恐怖气氛,强化对信士的道德教育,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南墙之壁画内容,取材于《聊斋志异·李伯年》,说的是古时山东沂水有个叫李伯年的人,为人耿直、刚强,有侠肝义胆。一日被阎王爷请去,暂代行判官职务,处理积案。卷中恰有一王姓同乡,且为李伯年之姻亲,因低价买得一婢女,被婢女之父告到阎王爷那里。王某为了打赢官司,串通朋友周生赴地府做证。李伯年见到王某,不免产生了袒护之念,阎王殿立即梁上起火。值差鬼卒忙趋前告之:“阴间同阳世不同,切不可有半点私念,消私念则火自灭。”李伯年慌忙收起私念,火即刻灭去。故事巧妙地揭示了人间“无官不贪”的黑暗现实,也显现了“天鉴地知”的神威,鼓励百姓把希望执法者“正大光明”的心愿,寄托于冥冥无形的阴间,也算一种自我慰藉吧。
  北墙之壁画内容源于《聊斋志异·布客》。讲述山东长清有一布客(卖布人),行商于泰安,算卦时被告知“可速归家,否则会葬身他乡”,布客大惊而急归。路遇一人,同行数日,同饮同食,交为朋友。布客问同路人何往,同路人曰:“赴长清捉人。”并出示公函,函中第一位即布客之名,方知同行者为地府鬼差。布客大哭,并求友相助。鬼差答无良方,只能先捉别人,后带布客,可缓一二,以容布客能到家与家人一别。后途中遇一断桥,路人皆淌水过桥。布客自思生命已无几日,钱财再多有何用处,即舍钱将桥修复。归家多日未见鬼差前来,大疑,忽一日鬼差前来告之,因布客能舍财行善,阳寿自延,阎王爷准其寿命再延长一段时间,故暂不捉拿了。
  故事告诫人们多行善事,必有好处。神灵有知,报应分明。这些都是宗教文化以“劝世说教”的方式,企图被动地去改造客观世界的表现。尽管历史已证明这种善良而天真的意图是徒劳的,但在封建社会早期,宗教文化在统一人们混乱的多头思维,规范社会行为公德等方面,也曾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展示地府酷刑的六楹殿堂上,也配有许多宗教水陆壁画,有鬼魂进酆都城、奈何桥(行善者过金银桥,作恶者走朽木桥)、照孽镜(仿照人间官署“明镜高悬”而设),还有望乡台等。在平遥丧葬民俗中,传说每个人死后,其灵魂都可在“望乡台”上停留三日,以回望自己曾搏击一生的美好世界,并观察自己的子女、亲友在自己死后的表现,去辨别“孝悌亲情”的真伪。三日后鬼魂去往酆都,举家亲友都要在第三日夜二更天做“行魂”礼,俗称“烧纸”。届时由孝子持死者入殓前枕过的土坯哭呼带路,众亲友焚香哭泣随行,有鼓乐哀曲相送,司礼人持引魂灯笼前导,沿路抛洒纸钱以打点鬼卒和散济游魂,大约也是一种“买路钱”吧。择日出殡时要顺“行魂”时路线而行,以使魂尸相随。此礼的文化内涵仍在于宣扬孝德乃人生之首的品德。

  ■ 锺 馗 殿

  六曹府南侧紧挨钟楼处有一单间殿堂,早年为“酆都城”,后改为“锺馗殿”。殿内塑供锺馗神像一尊,铁面虬髯,豹头环眼,身着大红袍,足蹬皂靴,脚下踩一小鬼,威严凶猛,气势非凡。
  锺馗是旧时汉民族地区民间普遍信仰的神明。俗传为主司捉鬼治鬼、驱魔避邪之神为道教神祇之一。锺馗作为门神崇祀, 始于唐朝中后期,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载:唐开元年间(713—742),唐明皇从骊山教场归来,因身感不适而憩,昼梦一小鬼盗走杨贵妃的太真紫香囊及明皇玉笛,并戏弄明皇。忽又见有一大鬼,浓须黑面,破帽蓝袍,插笏执剑,抓住小鬼,先掐双眼,然后擘肢而啖之。明皇问大鬼是谁,锺馗答:“臣终南山进士锺馗,因武德年间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上赐绿袍以葬,适时行祭。为感皇恩,愿为圣上除妖魔鬼怪。”明皇惊醒,病速愈,遂诏画家吴道子按叙绘像,悬于宫门左右以驱邪。这一传说由宫廷到民间,一时广为流传,皆画锺馗像贴于门户之上,取代神荼、郁垒之画像。道教因其剪除鬼魅,民皆崇之,将其奉为“翊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但道教所崇祀的“帝君”过多过滥,民间始终以驱邪门神奉之。
  国学界经过考证后认为,锺馗是“终葵”的谐音。《周礼·考工记》云:“大圭,终葵首。”注曰:“终葵,椎也。”疏:“齐人谓椎为终葵。”即古代齐国人举行以驱疫逐鬼为主题的“大傩”仪式时,使用的逐鬼之椎。后人将其作为避邪驱鬼的象征,后又被讹传为人名。《北史》载:“尧暄本名锺葵,字辟邪。”后人将“葵”讹传为“馗”,又经唐明皇做梦之故事的渲染,在文人墨客的丹青中,最终被附会为真人真事了。
  清代小说《斩鬼传》和《平鬼传》里,对锺馗的来历说得更是有眉有眼,书中说锺馗本是终南山的一位秀才,虽面貌丑陋,却才华超群。某年进京应试,文章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主考官韩愈和陆贽阅后,不禁拍案叫绝,遂定为“会元”,并呈奏唐德宗皇帝,建议钦点“状元”,不料唐德宗见锺馗丑陋,本已十分不悦,加之听信*相卢杞的谗言,要将锺馗赶出金殿。锺馗义愤填膺,痛斥*相后自杀于殿前。唐德宗十分后悔,下诏将卢杞流放充军,加封锺馗为“驱魔大神”,诏告天下以行。锺馗剪除鬼魅,屡立大功,传说被玉帝封为“驱魔帝君”。
  民间还普遍流传锺馗嫁妹的故事。说锺馗父母皆亡,只留兄妹二人相依为命。锺馗有位同窗好友名叫杜平,为人乐善好施。馈赠银两助锺馗赴京应试。钟馗本已高中魁首,谁知因长相丑陋被皇帝免去“状元”之名,锺馗盛怒之下撞阶而死,和他相偕应试的杜平含恨把锺馗厚葬。锺馗成了鬼王后,为报答杜平之恩,并为了却小妹终身大事,遂率鬼卒于除夕夜返回家中,将小妹嫁给杜平。这一故事一直是各种戏曲和绘画中的重要题材,深受老百姓喜爱。

  ■ 土 地 府

  城隍正殿院之西庑为土地府,塑有平遥县四十个里坊的土地爷,共计四十尊。虽服饰各异,但都是慈眉善目、白须银发、和蔼可亲、坐立随便,为写实派泥塑的上乘作品。每尊土地塑像身后壁上,都绘有一木主画,上书“××里(坊)土地爷之神位”,是清同治年间重修时的画迹。
  土地爷是土地神的俗称,简称“土地”,又称“土神”、“福德正神”,是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俗神神祇,为地方守护神。许多少数民族也信奉土地爷,虽然具体称谓各异,但所司职能相同。我国汉民族数千年来一直以农业为主,土地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俗云“万物土中生”。早在古代宗教组织产生前,人们在祭祀天地山川的宗教活动中,就把土地列入其中了。汉民族最早的“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中,以十天干定方位时,就定“中央戊己土”,可见土地爷在中华大地是最古老的神祇之一。道教组织形成后,其“三清”之下所设的“四御”中,“后土皇地祇”即其中之一,被奉为人间山川大地的总神,并兼司世间一切阴阳生育、万物生长之职,所以说“后土”是土地爷的原型。
  在对天地山川的崇祀中,老百姓觉得最实在、最亲近的神祇当数土地,所以土地爷是民间俗神信仰中最早出现的神祇。最古称“社神”,《春秋·公羊传》注:“社者,土地之主也。”土地之名由此而来。《孝经纬》云:“社者,土地之神。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为社以报功也。”古之社神,位望崇隆,并非后来经戏曲、小说、传说等所写土地神那样卑微。然而传说、小说、戏曲等广泛流行于民间,民间对土地爷位卑之说,自然就被社会认可了。从汉代起,土地神人格化渐趋明显,最早的土地爷是秣陵(今南京)人蒋子文。三国时代,杭州瓜山奉东汉末名士弥衡为土地爷。而以名人奉为土地的地区较少,全国多以地方命名土地神。明朝以后,奉祀土地之风极盛,几乎村村寨寨都建有土地庙,宅院内也配修土地堂。清代赵懿撰写的《名山县志》云:“土地,乡神也,村乡处处奉之。或石室,或木房,有不塑像者,以木板长尺许,宽二寸,题其主曰某土地;塑像者其须发浩然,曰土地公,妆髻者曰土地婆,祀之纸烛肴酒或雄鸡一。”
  平遥同全国各地一样,所供土地爷多为白须白发、和善慈祥的老头。由于土地面目温和,给人以善良亲切之感,老百姓对其自然是敬而不畏。平遥千百年来一直属于土葬习俗区,所以民间葬礼中,在人死后要对土地神“报庙”,把院内土地龛窑以粉红纸糊上,葬后除去,并在破土挖墓穴、扫墓等活动前,都要先祭土地神,俗称“祭后土”。
  平遥城隍庙中的土地祠,之所以按平遥县四十个里、坊,各设土地爷一位,主要与道教习俗和道教争取社会信仰市场等原因有关。首先,如果平遥县只设一位土地爷,必将形成平遥大地四十个里、坊地面上之事都归土地爷管辖的局面,城隍的威权必然受到挑战,有所减损,城隍被架空之虞,不符合道教为城隍设庙的初衷。按“天人合一”的习俗,也不符合封建专制主义的礼教。其次,按里、坊单设土地,城隍庙会期间,各乡里之绅士百姓必将都要来供奉自己的土地,求得保佑。在相互竞争中绝没有甘愿落后者,功德银自然也会多些,大约也算道家的一种布道艺术吧。另外,四十位土地神同对面六曹府中众多神像匹配,从布局艺术上讲也是合理的。
  ■ 转 生 堂

  土地祠南侧有一座与其毗邻的小殿,叫“转生堂”,和东面的“锺馗殿”相对称。堂中神台上供一座女性神像,端庄大方,雍容华贵,怀中股上有四个婴儿嬉闹戏耍,然而她的枕后却还另有一副狰狞可怕的面孔,这位奇特的神祇人称“转生婆婆”。在她的右侧立一侍女,左侧有一肩挑两个箩筐的青年,俗称“送生哥哥”,箩筐中有一些婴儿。
  道教传说,一生行善之人,死后转生来世时,仍可以是人。但转生前要先变为婴儿状,由转生婆婆视民间有临产妇女者,随时派送生哥哥把这些婴儿灵魂分送各家。然而婴儿们却有点舍不得离开慈祥的婆婆,婆婆就变出狰狞的面孔,婴儿被吓得哭着离开而降生人世,所以每个婴儿降生时都是哭着“呱呱坠地”的。按现代观点看,这一有趣的传说,自然是很荒诞的。要不,为什么有不少婴儿降生后一直不哭,待助产士倒提小脚打几下小屁股,才哭起来,难道他们就没有看转生婆婆的狰狞面目吗?

  ■ 石 神 庙

  平遥城隍庙大殿后,是城隍神之寝宫,寝宫门外两旁有东、西两小殿相对,东为“冀公祠”,西为“石神庙”。按城隍庙同平遥县衙相对应的原则,两小殿类似县署“宅门”两旁的“门禁房”,所供的“石神”和“冀公”自然是城隍爷的门禁了。
  传说石神本名石敢当,石敢当是古代一员猛将,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于是人们就借其名以禁鬼绝蜮,将其名刻在石碑上,嵌于住宅墙外临街衢巷口处。又因道教崇奉泰山为“五岳”之首的东岳大帝,所以在石敢当前冠以“泰山”二字,更壮神威。此俗在华东、华北、东北、华南各地,都十分流行。
  信奉石敢当之俗,历史也比较悠久。据南宋王象之编著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载:宋庆历四年(1044)曾在福建莆田发现一块唐大历五年(770)的“石敢当”石碑,可见此俗早在唐代就十分流行。平遥城隍庙把“石敢当”立为城隍神之门卫,以节制鬼蜮,自能增加城隍的威慑力,壮其神色。

  ■ 冀 公 祠

  寝宫门外东小殿,供有一位老叟,长袍坎肩,瓜皮“六合通顺”便帽,一副清代学究打扮,银白须发,表情淳厚慈祥,手执毛笔,若有所思。百姓多忘其名,只称其为“冀先生”。
  冀先生是乾隆年间平遥城内一位博学之士,名叫冀先聘,博学多闻,精通风水学。世居平遥西城,出身名门望族。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新任平遥知县蔡亮茂,因城隍庙年久失修,多有倾坏,倡议全面整修葺新。公推冀先聘总理其事,辛苦经营达十年之久,竣工后由于积劳成疾而仙逝。众人为其塑像立祠,世代享祭于城隍庙中。
  祠外尚存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月二十七日“重塑冀公神祠”之碑碣一通,碑虽已残破,字迹有所缺失,但细读仍可成文,不妨抄录下来,以传后世。

重塑冀公神祠

  ……世居西城,为平遥之望族。公讳先聘字瑞……慈祥,热情公益,博学多闻,尤精于风鉴……彼时邑侯蔡公,谕令城乡士绅,公举老成练达者董其事,公被举为总经理……计划负责办理,卜日动工。阅有十年之久,而工始竣。是役也,虽有邑侯蔡公发起,得办于先,复有地方士绅协助,经理于后,而公之惨淡经营,不遗余力,经十寒暑,始终不懈。及庙工落成,而公竟无病而逝。呜呼,公其神矣乎!经理诸君以公劳绩卓著,溘然辞世,语云成功者退,公诚神矣。遂有像于寝宫外东房,以表敬尊,而资报享。迄今百有馀年,神像剥蚀,殊不足以扬前烈而昭来兹。乃由冀氏家长开会公议,重新塑装。完成后,公之族裔壁臣索余记其事。余念公之广告福德,其积厚流光有由来,因不揣固陋而为之。
  晋给金色双穗奖章、银质六政奖章、受任榆次太原等县区行政长、师范学校毕业、前清庠生王映甲谨撰
  前清吏部候铨同知、国子监太学生族人冀祖荫沐手敬书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月二十七日立
  为表彰维修葺新、操劳十年的总经理人冀先聘,道教信众为他立祠于城隍庙中寝宫门外之“门禁房”,让他永傍城隍,名垂千秋。而在平遥双林寺中,明永乐年间,人们为纪念竭全家之资重修双林寺的修造主牛普林、冯妙喜夫妇,为其塑像于观音菩萨佛台前,让他们长拜菩萨,流芳百世。二者虽分别出于平遥之道观、佛寺,但其争取信仰市场,弘扬各自不同教义的目的却是一致的,手段也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

  ■ 寝 宫

  平遥城隍庙之寝宫,位于大殿背后,同县衙署之二堂内宅院相对应,亦自成院落。院门为扁担式垂花门楼,门额书“灵应府”三字,意为“听则无声感则灵,视之不见求之应”。门外两侧有“石神庙”、“冀公祠”,似有看门护院之意。
  院内正面为砖拱窑洞,是为寝宫殿;上建木结构阁楼,称寝宫楼;东西两侧建厢房,是典型的北方地区民居式院落建筑格局。
  两厢房东侧为知县斋宿堂,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明初诰封城隍神以后,诏令知县上任前,需先拜谒文庙和城隍庙,并在城隍寝宫院斋宿一日,以“聆请神教,端正为官之德”,成为定制。清代沿用此习。西侧为道士室,由城隍庙之黄冠道长陪宿,简从之差役则夜守院门,负责知县的安全。
  寝宫殿类似县衙之二堂,为城隍爷处理日常公务之所。为砖拱十字窑建筑,正面神坛之上供奉三神中为城隍爷左、右分别端坐着掌生死善恶之判官,显然城隍神在后院处理案务时也有两判官在侧,依律办事,断案公正,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与封建时代“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黑暗现实大不相同。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善良心愿,但他们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种心理慰藉而已。
  寝宫是清咸丰九年(1859)失火后幸存下来的建筑,因此寝宫殿两侧殿墙上的壁画,仍为乾隆年间葺修时的原作。均为旧式分格书柜样,为彩墨工笔画,名曰“平遥县四十里坊男妇善恶生死簿册”。并书有“重造于乾隆四十三年”。说明原作时间更早,乾隆四十三年(1778)仅为重描。壁画线条清晰,立体感很强,在全国各地现存城隍庙壁画中,也堪称珍品。2000年10月2日,日本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外国学者、顾问滨岛敦俊先生,在参观完平遥城隍庙后,曾到笔者家中访问座谈。滨岛先生近年来专门致力于中国城隍庙的研究,曾在海内外发表论文多篇,学术造诣颇深。他对平遥城隍庙的寝宫壁画赞叹不已,惋惜因有关规定所限而无法摄影珍藏。寝宫殿中两判官神像背后,也有壁画“鹿鹤桐松”,取其谐音,寓意“六和通顺”,同样应为乾隆年间的作品。

  ■ 寝 宫 楼

  寝宫楼建于寝宫殿窑顶上,硬山顶,全部用琉璃脊兽、筒瓦勾滴。五楹制木架结构,中间三楹为供堂,两侧各有套房一间。中间供台上城隍爷和城隍娘娘正襟危坐,后面以“灵应府”门第为背景衬托。由于中国道教的“入世”修行观不同于佛教的“出世”修行观,所以许多神祇都有配偶,更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礼制。
  寝宫楼是城隍神夫妇的生活起居之所,故而不见判官、鬼役之类围绕左右。城隍爷和城隍娘娘按“男左女右”之礼制,并肩齐眉而坐,和睦之情溢于言表。两侧站立之侍女,个个栩栩如生,手捧各种生活用品,小心侍奉。其中两位贴身侍女原藏于室外右侧夹巷之中,本次复修时发现,从其风格推断,应属明代作品。
  殿内墙壁之上绘有壁画,工笔淡彩,内容分别是城隍神赴天庭请命及乘云回府图。
  寝宫楼东套间内,修建有北方民间常见的火炕,热炕头上端坐着一位美貌的娘子,明显地现出闷闷不乐之色。此为平遥城隍庙特有的景致,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传说平遥城隍神嗜赌,一次与介休城隍聚赌,赌运殊佳。介休城隍输了个精光,最后竟以夫人为赌注,被平遥城隍所赢,带回府来。当然因有平遥城隍娘娘相伴左右,平遥城隍也不好金屋藏娇,只得让介休城隍娘娘在东屋独居,并派专婢侍奉,待介休城隍以银来赎。这桩故事虽然十分荒唐,但从另一个侧面影射出旧时的为官者,高堂之上下道貌岸然,背后却有难以启齿的“隐私”。特设这一景致,用意大约正在于此吧。旧时与平遥相邻的介休县张兰镇等地的许多妇女,在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七至六月二十七,平遥城隍庙古庙会期间,都要相携而来,祭拜这位介休城隍娘娘,名曰行“梳头礼”。此俗一直沿袭至20世纪40年代。

  ■ 灶 君 庙

  城隍献殿东侧,有一庙中小庙,名曰“灶君庙”。为一四合小院,正殿供着灶王爷和灶王奶奶,也叫灶公、灶母。因传说灶王奶奶原本为天界丁香仙子,因有过失而被玉帝贬下凡界任职,所以院中栽着一棵丁香树,以示恭敬。
  灶君也称灶王、灶神、东厨司命等。是旧时流传于中国汉族及满、回、白、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为百姓普遍崇祀的一位神祇。也是过去厨业、茶业、糕点业所供奉的行业之神。民间传说灶王是玉帝派驻人间的“家庭监督员”,监察人间各家各户的户内活动,“以正其礼,以善其行”。家家户户的秘密、隐私、起居言行等,都在灶王视野之内、监察之下,无一例外。灶王本为俗神,但后来被道教所接纳,成为道教中的一位神祇,受当地城隍节制,所以许多地方把灶王庙列为城隍庙的组成部分。
  按“天人合一”的礼制来推断,灶王官职卑微,充其量仅是一位家庭道德言行监督员,官品应属“未入流”。他虽受城隍节制,但更主要是受玉帝的直接领导,属“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体制。每年腊月二十三日夜晚,他要升天述职领旨,玉帝将按各家各户之表现,决定给予福、禄、寿、财、运等方面的奖惩。可以说灶王爷对每个家庭的兴衰,有“一票否决”的特权。为了防止他打小报告,民间每年腊月二十三日夜晚,要以“糖瓜”供奉灶王,让他甜甜蜜蜜、高高兴兴地升天;又因糖瓜较有粘性,使灶王爷在朝拜玉帝时嘴里不太利索,为避免说话不利落而受玉帝申斥,他自然也就少说话而多点头了。待他领旨回宫时,已是人间的除夕,家家户户对他以酒、菜、供品等迎接,并大礼参祥,他自能“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了。民间为了不惹恼灶王,平时不敢翻箱倒柜地打扫,北方地区多在腊月二十四后才大扫除。平遥旧时有一首民谣:“腊月二十四日,灶君爷爷不管事,揩抹打扫搬家私。”
  考究民俗史,国人崇信灶王由来久矣。早在周代,我国就有祭灶神之习俗。《明史·五祀》载:“五祀之礼,周、汉、唐、宋不一。今拟孟春祀户,设坛皇宫门左,司门主之。孟夏祀灶,设坛御厨,光禄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设坛乾清宫丹墀,内官主之。孟秋祀门设坛午门左司门主之。孟冬祀井,设坛宫内大庖井前,光禄寺官主之。”《礼记·礼器》载:“夫奥者,老妇之祭也。”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
  汉民族的祖先发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到“火”的重要性,火可以取暖照明、防御野兽、烤食制器。随着火在人类生活中的出现和使用,淳朴的先民们在其崇拜的“天神”序列里,又增加了一位司火灶之神。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由于部落洞穴中的火都是由年长而有威望的女性所掌管,于是“灶神”在人格化的早期被崇为女性。《庄子·达生》曰:“灶有髻。”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对此语注曰:“髻,灶神,著赤农,状如美女。”
  到了汉代,封建礼教基本确立,在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之下,“灶神”开始转为男性。西汉初年刘安主编的《淮南子》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又说:“炎帝于火,死而为灶。”注曰:“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
  后人又将“灶神”进一步神化,附会为一位名叫张单的男子。张单,字子郭。他的妻子为他生了六个女儿。后来张单沾染了一身恶习,变成一个专门搜集各家各户“违法非礼”隐私的家伙,专司给玉帝打小报告之事。人们对他既恨又怕,只得把他供于“东厨”,常年供奉,敬而远之。
  在民间把俗神灶王捧红之后,道教也接纳了它,灶神成为道教神祇中的新成员。东晋葛洪编著的道教经典著作《抱朴子》曰:“月晦之夜,灶神也上天白人罪状。”从此民间兴起了“送灶神”的习俗。《敬灶全书·真君劝善文》曰:“灶君乃东厨司命,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逢庚申日,上奏玉帝,终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殃。”从此,道教便规范了对灶君的崇祀礼制。所谓“东厨”者,因汉民族修建宅院历来遵循《易经》八卦之理论,认为“坎主震灶巽门,相生最宜”。而“震”为东面方位,所以人们修院时,多将厨灶修在东侧,故名“东厨”,而更多的平民百姓则不可能家家有独立院落,也就在北方古时炕火灶旁的墙上建一小窑,以代“东厨”,聊以供奉灶神。
  灶神多供于民间各家户,社会上单建灶君庙是在明代崇信灶君进入新热潮后才有的。北京崇文门外花市西大街路北,明代始建一都灶君庙,有数层殿堂,曾是我国最大的灶君庙。该庙清康熙年间重修,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到初三有庙会,现虽早已改作回民小学,但原铸于康熙年间的一对铁狮子尚存。

  ■ 财 神 庙
  在城隍大殿西侧,设财神庙一所。同灶君庙一样,财神庙也是庙中庙。但二庙在城隍庙中位置的设定,是以道教的“八卦五行”哲学为依据的,东方甲乙木,木能生火,所以设灶君庙于东侧;西方庚辛金,金为财富之象征,故设财神庙于城隍大殿西侧。实际上按照旧俗,财神也归城隍管。因为官民财富的获得,皆分“有道”和“无道”,“有义”和“无义”。世间发财之人,有勤劳致富者,有见利忘义者,有图财害命者,有借权敛财者,有公道取财者,有大发横财者……还有一生为善,感动司财之神祇,被赐授财宝者。而人们取财之道无道,谁人知晓呢?自然是城隍爷了。他将每个人的表现一一记录在“男妇善恶生死簿册”上,各有报应。民俗中把财神设为城隍之属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奉请城隍爷去鉴定每个发财者生财之道的“义”与“不义”,仅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也是愚昧落后的表现。但千百年来,我们的先民们对“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等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难以理解,只好以祈祷城隍和财神的方式,聊以自慰了。
  财神本为民间之俗神,成功者求之,失败者求之,勤劳者求之,懒惰者也求之,似乎只要虔诚拜求财神,金银财宝就会从天而降。难怪早年曾有一位名士为财神庙特撰对联一副,供众求祈者戒:
  只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
  不做半点事,朝来拜,夕来拜,使我为难。
  虽然此副对联一语中的,发人深省,但信奉财神之风一直十分盛行。财神成为汉民族宗教信仰的主要神祇之一,在众望所归的拥戴声中,被以“入世”为主要修行观的道教所接纳。
  对财神之信奉,随着商业的发展而盛行,大约始于明代。平遥既为明清晋商的发祥地,其财神崇信之时间可能较早。平遥财神庙的最初格局已无可考证,现存财神庙为原建筑毁于清咸丰九年(1859)火灾后,于同治三年(1864)至八年(1869)重修的。单檐硬山顶门楼,门接戏楼台下砖拱窑洞式通道,通道两侧还以内门和两旁之砖窑相通,三间砖拱窑成为戏楼的台基。戏楼面北,同正面的财神殿、真武楼相对,戏楼前加出歇山顶抱厦,施五踩斗拱,米字形斗拱上都雕有龙、凤、白象的头形图饰,辉煌夺目,跃跃欲动。抱厦两前柱间,横楹下对称地雕有二龙戏珠图案,皆为明清礼制中的四爪龙。二龙口中各衔龙珠一粒,相对怒目圆睁,张牙舞爪,似为斗法状。台中藻井巧妙地利用斗拱翘昂后尾出头精心装饰成别具一格的八卦图形藻井俗称“八卦转顶”。藻井为阶梯式穹窿构造,声响可产生共鸣,使舞台上传出的声音音质洪润,具有极好的音响效果。从中可以看出平遥古代的工匠们,善于将建筑空间的装潢艺术同改进戏曲舞台艺术密切结合,可谓匠心独具,其巧妙的创意令当代许多建筑学家为之折服。
  藻井中绘有八卦图,本是道教的典型标志,但此图别有特色。我国最古老的“八卦”哲学中,有西河八卦图,也称先天图,传说为伏羲氏创立。还有文王八卦图,也称后天图,传说为周文王姬昌创立。后世易学和道教中,多用后八卦方位图。即乾为西北,坎为正北,艮为东北,震为正东,巽为东南,离为正南,坤为西南,兑为正西。宋代理学家朱熹所著的《周易本义图目》及清代钱大昕所著的《十驾斋养新录·八卦八位》中,均有图示和详叙。此处藻井中的八卦图示,外圈为文王八卦图,内圈还对应地绘有西河八卦图,中心绘“河图洛书”,而不是常见的“太极两仪”。这种图饰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它体现了平遥古代历史文化内涵的丰厚性和久远性。
  左右两侧各修有五间“看楼”,极似国外及中国近代大戏院之 “包厢”。庙会唱戏时,设雅座供达官贵人、富商豪绅享用。看来在财神庙看戏,虽都是虔诚信徒,其待遇也因富贵贫*而异,真是 “钱通人性”啊。看楼下仅以几根立柱撑举,不影响剧场宽度及观众视线,也应属一种建筑设计的妙处。
  财神殿加有献殿,献殿为硬山卷棚顶凉亭式。殿前面檩下的木雕、彩绘以及献殿外两侧砖筑影壁中心的砖雕图案,都以莲花、莲叶、鲤鱼相配用,寓意“连连有馀”,这种以文字谐音相附会的民俗,在平遥古城的各类建筑物中比比皆是,是黄河中下游汉民族习俗的缩影。献殿两山墙上绘有隔扇图,其上半部也都以诗画相配,艺术风格和手法与城隍献殿一致。
  为财神爷加建献殿,表现了古时人们对财神爷的尊崇,同东侧简陋的灶君庙相比,就可以看出早年人们供奉神祇也是天人合一,“看神下菜”,和现实社会并无二致。神祇官职品位及其在人间的实用度,决定了人们对其奉祀的规格。相比之下,城隍殿前不仅有献殿,而且还加有抱厦嘴殿,地平及上限也比财神献殿高得多。
  越过献殿,便进入财神正殿。正殿采用砖拱纵窑横洞结构,形成三个纵窑后部之龛位,横洞连通三窑,形成浑然一体的殿堂空间。入殿门后,两侧窑壁上绘有“八蛮进宝图”,作于同治七年(1868)。图中人物身着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古代服装,赶狮骑象,携带各种珍宝,皆面南而行,去向皇帝进贡宝物。所绘人物栩栩如生,渲染了各民族大团结的气氛,表现了“大清一统,天下归仁”的主题。
  正面三个神龛内的神坛上,分别供着三位不同的财神爷。三个神龛都是用珍贵木材雕刻的镂空木雕,呈垂花门楼式垂于神坛窑前,仍是清同治年间重修时的原物。神龛上雕有各种各样汉民族流行的吉祥图饰,如多蝠(福)捧寿、桃榴佛手、琴棋书画、金龙翻身、莲(连)生贵子等。
  中间所供之财神俗称“文财神”,其人间原型为商朝时的宰相比干。相传比干为商纣王之叔,官至少师。为人耿直,敢于直谏。纣王宠信妲己和一些*佞酷吏,淫虐无度,致使国势危殆,比干直谏数次,指出危机,力陈先王创业之艰辛。劝纣王修善行仁,重振朝纲。但纣王不仅拒不纳谏,反而恼羞成怒,斥责比干竟敢自比圣人,声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使比干剖心而死。
  《庄子·人间世》记载:“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成玄英疏:“比干,纣王之庶叔,忠谏而被割心。”《史记·殷本纪》曰:“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割比干,观其心。”相传比干死后葬于今山西潞城,今潞城市郊仍存比干墓。
  比干死后,百姓敬仰其忠,为其立祠,世代祀之,并将他奉为财神。古代时,人们缺乏医学知识,认为人的思维活动是“心主其事”,比干既无“心”,他做财神,在散财时自然不会偏心,奉者得财,机会均等。也有一说是因比干赤心可见,一言值千金,故而被奉为财神。百姓把比干塑成一副慈眉善目、着天官冠服的形象,尊称“文财神”。
  我国有少数地方把范蠡奉为“文财神”。范蠡是春秋末期的一位政治家,字少白,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仕越国大夫,后升为上将军。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国打败,退守会稽(今浙江绍兴),范蠡向越王勾践献计,让越王乞和于吴,然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他自己赴吴国做了两年的人质,归国后和大夫文种共辅佐勾践,国势日强,一举灭吴。灭吴后,他清醒地认识到越王勾践“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为了不落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他离越游齐,改名为“鸱夷子皮”,积财千万,受托为齐国宰相,后又弃官散财,飘游经商,后人因范蠡“聚财有方,散财有德”,遂奉为“文财神”祀之。
  东侧龛内所供“赵公元帅”和西侧龛内的“关圣帝君”,世称“武财神”。“赵公元帅”即赵公明,又称赵玄坛。传说赵公明修道于终南山,后奉玉帝之命,为张天师守护丹室,因有功而被封为“正一玄坛元帅”,为道教四大神王之一。另一传说是姜子牙奉元始天尊之命封神发榜时,封赵公明为“正一玄坛真君”,统率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乔有明、利市仙官姚迩益,负责缉捕逃亡、迎福纳祥之事。本称“五路神”,后被演化成“五路财神”。《铸鼎余闻》卷四载:“五路神俗称财神,其实即五祀门行中霤之行神,出门五路皆得财也。”这四位赵公元帅之属下,平遥财神庙未作雕像,而是彩绘于献殿之四短壁上,似因他们位次于赵公明,故列入献殿,以别尊卑。
  民间传说赵公元帅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剪虐,祛病禳灾,主持公道,求财如意。其祀像为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如黑漆,浓眉虬须,坐骑怪兽,威严无比。俗称正月初五为赵公元帅之神诞,旧时各商家都要焚香秉烛,隆重拜祭。一般百姓家则普遍于除夕夜,在奉迎众神之祀仪中一并进行。旧时,中国长江以南地区,从事土特产、地方工艺品等“南货”业的人们,以及钱庄、典当等行业,都奉赵公元帅为财神,每年还要举行财神会,隆重祭祀财神。然而旧时的北京一带,从事粪肥业的人们,则把赵公元帅同关圣帝君、增福财神合称“三财”,作为该行业的行业神祇,每逢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该行业的从业者,都要到东晓市的精忠庙,向“三财”献供,顶礼膜拜,还要请戏班为神献艺,以求“三财”广施恩泽,保佑该行业财源茂盛。
  西侧神龛内塑有关云长夜观《春秋》的彩塑像,只见关羽面如重枣,三绺长须,绿冠袍带,威仪万千。关羽(?—219)为三国时期的蜀汉大将,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亡命涿郡,跟随刘备起兵,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建安五年(200)刘备为曹操所败,关羽被俘,极受礼遇,被封为汉寿亭侯,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忠心不二,后又归刘备。建安十九年(214)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 攻败曹仁于樊城,水淹于禁之七军,曾威震一时。不久,因后备空虚,被孙权之大将吕蒙计取荆州,关羽兵败麦城而被俘,因拒降而被吕蒙所杀。死后追谥“壮缪”,人们为其立祠于湖北当阳玉泉山。后世统治者因其忠勇盖世而将其神化。宋徽宗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元时被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清两代皆将其列入国家祀典。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后人因而称其为“关帝”。清顺治元年(1644),被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帝君”。
  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相呼应,佛、道二教竞相罗致关羽为本门神祇。佛教称其为“护法伽蓝”、“伽蓝菩萨”;道教则将其附会为雷首山泽中之苍龙,冠以“荡魔真君”、“伏魔大帝”等名号。明清以来,关羽庙遍及大江南北,香火旺盛。以关羽为题材的戏剧多达数十部,形成独特的“关公戏”。
  19世纪中叶,民间兴起的哥老会、青洪帮等帮会组织也尊关羽为始祖。不仅如此,港、台地区民众及海外华人也尊称其为“伽蓝爷”、“恩主爷”等,每逢农历五月二十日(平遥俗为五月十三日),传为关羽生日,港、台地区的各大关公庙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旧时广东一带武馆、厅堂中墙都挂有关公像,每逢收徒授艺之日,师徒皆叩拜关公,发誓习武从善。
  民间还普遍认为关公能司命禄、佑选举、治病除灾、驱邪避魔,或招宝进财,护佑商贾,无所不能。所以全国许多地方奉关羽为财神,或称“武财神”。早年许多行业,如描金业、香烛业、绸缎业、成衣业、盐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糕点业、理发业、银钱业、典当业等许多行业,都奉关羽为祖师和保护神。
  平遥财神庙中,把比干、赵玄坛、关羽以及招宝、纳珍、招财、利市四路财神,都供奉于大殿及献殿之中,集中华民族所崇祀的财神之大全,无所不有。此等供奉格局在全国实属少见,这种宗教文化和明清时期平遥商帮发展壮大不无关系,亦与平遥当时经济的发达繁荣相适应。自明朝廷颁行“开中法”以来,平遥商帮作为晋商早期的先行者,率先走出娘子关,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聚财于五湖四海,清代时成为“海内最富”。因此他们对财神的崇祀,自然不可以马虎和简单从事。他们深知全国各地信奉的财神不一,要想在各地都能发财,就得对全国各地的财神爷统统在老家一并虔诚奉祀,以期他们都来庇佑自己,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较为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


  ■ 真 武 楼

  财神殿顶上,建有砖木结构的真武楼。内供玄武大帝及其部属诸神将。神龛正中玄武大帝昂首端坐,身着黑袍金甲,披发跣足,仗剑念诀,神情威严。其正面右侧为巨蛇“太玄赤灵尊神”,俗称“火德星君”;左侧为苍色“太玄黑灵尊神”,俗称“水德星君”。
  殿内两侧还有四尊武将像,这四员武将俗称玄武大帝麾下的“四大元帅”。第一位即“华光天王灵官马元帅”,俗称“马王爷”或“三眼灵耀”。据称“马王爷”眉目清秀,皮肤白净,形如书生,额上长一竖目,金光闪耀。民间奉其为火神,相传他是火之精灵,玉帝封他为“火部兵马大元帅”。他曾收服五百只火鸦,拥有风龙、降火龙数条及火丹等法宝。唯玄武大帝的北方壬癸之水是其克星(《南游记》载有其事)。我国南方许多地方,将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定为他的神诞日,届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礼,以祈禳除火灾。
  第二位是玄坛真君赵公明元帅,即人间奉祀的武财神。
  第三位是威烈忠靖王温琼元帅,青面赤发,手持法宝“玉环”,传说他专司捉妖除怪,护佑百姓,是一位神话人物。
  第四位是南宋抗金名将武穆王岳飞元帅,百姓敬其怀有精忠报国之心,设像于玄武麾下祀之。
  神龛内玄武大帝的两尊侍者为一男一女,即民间传说中的“周公和桃花女”。相传周公创制八卦图,道术高超。但有一名叫桃花女的女子,也有很高的法术,常与周公作对,互斗屡有胜负,令周公颇伤脑筋。后二人俱被玄武大帝收入门下为徒。至今平遥民间婚礼习俗中仍有此传说之痕迹。康熙四十五年(1706)版《平遥县志·四礼》中,有对古代平遥县民间婚礼仪式的记载:“……新妇背镜,步则藉以红布或生绢,新婿执弓至垣中天井……”旧时封建社会处于“神本时代”,民间习俗中迷信色彩甚浓,生怕娶妇如桃花女,所以新郎新娘步入院中时,新郎要以木制弓箭向四方射出,以防桃花女乘机附上新娘之体。新房中堂还要贴一八卦图,附贴书“周公堂”,用以驱邪。此俗沿袭至民国年间,甚至20世纪50、60年代仍未绝迹。
  由于玄武大帝经历代皇帝加封,可享有皇帝级待遇,所以平遥财神庙中的真武楼,殿顶勾头滴水一律使用了黄琉璃,殿顶琉璃中的黄色构件也较多,看来早年“天人合一”的礼制,不但在人间生活起居中不得越雷池半步,在寺庙建筑中也必须严加遵守,虽神仙也不得有任何例外。
  玄武是我国道教“四象”神祇之一,即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位列“三清”和“四御”之后。道教“四象”神各由七位星宿构成,故又统称“二十八宿”。玄武由斗、牛、女、虚、危、室、壁七位星宿组成,其形状被想象为龟或蛇盘龟。古代神话中玄武为北方太阴之神,镇北方,主风雨。“玄武”之名来源甚早,《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洪兴祖补注:“说者曰‘玄武为龟蛇,位于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蔡邕曰:‘北方玄武,介虫之甲。’《文选》注云:‘龟与蛇交为玄武’”。玄即黑色,象征北方。《后汉书》李贤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
  在道教对玄武的崇祀中,人们又将玄武人格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玄武是元始天尊的化身,投胎于净乐国善胜皇后之腹,由皇后左胁出生,生而神灵,观微知远,高大勇猛。15岁时放弃王位继承权,立志学道,得玉清圣祖紫虚元君传授无极上道,又遇天神授以宝剑,入武当山修炼,得道升天,被玉帝封为玄武,镇守北方。这则神话故事,明显地带有悉达多太子出家成佛之故事的痕迹,很可能是仿照佛教故事而编撰出来的。又是两种宗教文化交融的例证。
  宋真宗赵恒,崇信道教,称其祖先名赵玄朗,为道教之真人。为避圣祖讳,把玄武改称“真武”,加封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元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孛儿只斤铁木儿又加封玄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明成祖朱棣又加封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赐其修炼之地为太岳太和山。宋朝以后,其祀像为“披发黑衣,仗剑踏龟蛇,从者执黑旗”,从此其形象基本定型。
  明清两代崇祀玄武礼仪之隆重,前所未有。明代洪武初年,对玄武的崇祀即被列为国祀。《明史·礼四》“南京神庙”中,“国初十庙”首列“北极真武”,其次才是城隍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所定的“京师九庙”中,真武庙仍是位显祀隆,“京师所祭者九庙,真武庙,永乐十三年(1415)建,以祀北极佑圣真君。正德二年(1507)改为灵明显佑宫,在海子桥之东,祭日同南京(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从洪武到永乐年间直至弘治元年(1488),真武庙一直享受官祭之最高礼仪,由太常寺官祭。弘治元年(1488),明孝宗朱由樘根据礼科张九功“祀典正则人心正”的奏请,诏令礼部议处。并据礼部尚书周洪谟等的建议,“乃命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并东岳、真武、城隍庙、灵济宫祭祀,俱仍旧”。(《明史·礼四·诸神祠》)重申对真武的隆重祭祀之礼。
  周洪谟在奏章中说:“北极佑圣真君者,乃玄武七宿,后人以为真君,作龟蛇于其下。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图志云:‘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此道家附会之说。国朝御制碑谓,太祖平定天下,阴佑为多,尝建庙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宪宗尝范金为像。”
  明代为何一直对真武如此厚待?笔者依据《明史》之记述,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认为似应出于对道教的崇信。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早在领导农民义军时,就十分重用军师刘基,对其可谓“言听计从”。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祖籍山西平遥县朱坑村,“宋刘光世之后,后徙居浙之青田。……万历年,九代孙指挥同知刘宏道至县祀其祖族,开官户免役,见家谱”。(《平遥县志·人物志·懿行》)刘基是元末进士,曾任江浙儒学提举。元至正二十年(1360)受朱元璋征招,助其成就帝业,参与机密决策,成为开国勋臣,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明初诸多重大典制,都由他与李善长等人裁定。《明史·刘基》载:“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其佐定天下,料事如神。”又载:“(洪武)八年(1375)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 病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明史》中还记载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时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 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走死。”这些史料不仅说明朱元璋重用刘伯温, 而且说明刘伯温精于阴阳五行和星相学说。
  朱元璋定国号曰“明”,按旧时风鉴学说和道教学说,取义 “日”和“月”为阴阳交泰之象征,共组“明”字,阴阳皆得,可安天下。而朱元璋起兵于江南,占南方丙丁火之优势,而且“朱”者“赤”也,亦为火色相。但按阴阳五行哲学,北方居阴,为壬癸水方位,与火相克,为朱元璋问鼎中原之一大忌也。所以朱元璋从创业之日起,就特别注重供奉主宰北方的神祇“玄武大帝”,祈求玄武大帝保佑他得到天下,当他如愿以偿地取得政权后,当然要满怀感激地隆重崇祀“玄武大帝”了。如此体系完备的立国之道,不可能由贫农子弟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所创建,必然是饱学经术的刘伯温的谋略。
  明代后期,山海关外的满族人开始兴起,他们一直是明朝的附属国,因其为女真人之后裔,所以仍沿用“金”的国号,史称“后金”。由于他们长期受先进的汉文化之影响,逐渐摆脱了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生产力不断发展,加之由于他们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内部征战停止,社会安定。满族人又多为骠悍的骑士,所以使后金成为一个新崛起的封建王朝。
  由于受明代崇信道教这一文化习俗的长期影响,加之后金统治者在同明王朝的征战中多处于下风,于是他们也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寻找原因。他们认为明王朝源于南方,朱姓又为火的色相,明朝在“五行”中属于“火”,而自己的国号为“金”,火能克金,自己当然难于取胜。分析之后他们就改国号为“清”,“清”有水偏旁,“青”属黑色,为北方壬癸水之色相,他们又地处大东北,只要求得“玄武大帝”的庇佑,水能克火,自能战胜明王朝。清朝甚至将各品官服的底色都定为黑色,以示其受到了玄武的庇佑。1644年,满清统治者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攻占了北京,建立了一统中华的大清王朝,他们同样也就更加虔诚地信奉“玄武大帝”了,只不过同明王朝的信奉思路不同罢了。
  《清史稿·礼三·群祀》载:“北极佑圣真君庙,建地安门外日中坊桥东,曰灵明显佑宫。顺治中,定制万寿节遣官祭,后改遣大臣。设果盘五、饼饵盘十五、茶饯三,行礼三跪九拜。”
  从明清两代省、府、县志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对玄武大帝的崇祀状况。明成化十一年(1475)《山西通志·祠庙》记载:“武当行祠,各府、州、县、乡、镇多建。”武当行祠即玄武大帝庙的别称,在当时国祀祠庙中,编志者把玄武大帝庙排在文庙、旗纛庙、城隍庙之后,位居第四,列在三皇、文昌、东岳等庙之前,其用意不言而喻。
  在王道一主纂的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汾州府志·祠祀》中,对当时汾州府所属各县城内真武庙设建情况有详细记载。“汾阳县,一在东郭新巷,少参王文翰为记。一在北城门上,方伯孔天胤为记。一在西郭庆云寺后,侍郎王缉创修。一在东郭东北,太仆乡张更化创建”。“平遥县,玄帝庙,一在县治东北,一在县城南,有玄帝楼,甚稗学校风水”。“介休县,真武庙,在北关外北”。“孝义县,真武庙,在北门内,一在南关城上”。“临县,真武庙”。“灵石县,三官玄帝庙,在小水镇”。“永宁州,玄帝庙,在州治东”。“宁乡县,真武庙,在县治北”。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孙和相纂修的《汾州府志·祠庙》记载:“玄武庙,亦曰玄帝庙,亦曰真武庙。汾阳县,一在东郭新巷,一在城门上,一在西郭,一在东郭东北。平遥县,一在县治东北,一在城南。介休县,在城北。孝义县,一在城北门内,一在南关城上。临县,在城内长寿山之巅。石楼县,在县治北,永宁州,在州治东。宁乡县,在县治北。其馀所在多有。”
  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祠庙》记载:“(真武庙)一在县治东北,一在北门瓮城。”
  从明清两代省、府、县三级地方志中,可看到明清两代对玄武崇祀的重视,玄武庙不仅同文庙、城隍庙等一样,成为当时各府、州、县的必设庙祠,而且汾阳县城郭之内的真武庙竟达四所之多。平遥县城内除城隍庙中的真武楼和站马道街南口的真武楼外,另有庙两处。“玄武大帝”在明清代道教文化以及上层统治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就看得十分清楚了。
  总之,平遥城隍庙不仅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而且还有其独特之处。它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城隍庙之一,它和县衙署以市楼所在的南大街为中轴线对称设置,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左祖右社”、“天人共治”的儒教礼制,还可看到封建社会的“神本位”思想对人们的影响。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讲,它的斗拱制作、出翘构件、琉璃瓦脊昆兽等古建筑艺术,都堪称卓越。其在木结构建筑设计及对当时建筑学算例规范的使用方面,都做了大胆的突破和灵活变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柱径用材不小于30厘米。
  第二,建筑物面宽(开间),以柱高的0.8系数取定, 与官式规范正好相反。这种处理使殿宇更显高大巍峨。
  第三,挑角起翘,冲三翘五,曲线优美,稳健流畅,灵巧自如。它有别于官式规制冲三翘四之例,更有别于江南45°高翘飞挑之造型。风韵独秀,美妙无比。
  第四,隔扇、窗花、大小雀替等造型优美,寓意吉祥,精工细刻,一处一式,虽为装饰构件,实为建筑物外表之精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涵,给人以美的享受。
  平遥城隍庙是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历史文化内涵的精髓之一,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它将越来越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 明清代平遥的“里甲制”

  城隍庙寝宫殿两侧壁,绘有平遥县四十个坊、里的“男妇善恶生死簿册”壁画,原画可能绘于明代,重绘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土地府中还以四十个里、坊分塑土地神像。为使游人对此求得甚解,现将明清时代的“里甲制”及平遥县里甲设置简介如下:
  里甲制是始于明朝初期的一种户籍行政管理制度。明朝初年,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有效控制,合理分配徭役劳役,严格人口管理,明朝统治者废除了元朝实行的“村社制”,于洪武十四年诏天下实行“里甲制”。
  《明史·户口田制》载:“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户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也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
  里甲制之黄册,是官府征收税赋、分派徭役的根据。在编制过程中,甲首对里长负责,里长对州、县官负责,如若发现问题,有隐瞒田丁之事,要根据《大明会典》处以死刑。每个里还设“里老”,由该里德高望重的年长之人担任,负责民德民风的倡导教育,并按县署统一安排,在指定时日,于县衙门外的“申明亭”内调解本里坊的民事纠纷,以减少县衙堂官的琐事之烦。
  明代平遥县没有“厢”的建制。城内设十坊。
  文会坊在县治东北,
  武宁坊在县治西北;
  里仁坊在城中东,
  积善坊在城中西;
  馀庆坊在县治东南,
  宣化坊在县治南;
  宣教坊在县治东南,
  宣德坊在县治西南;
  忠孝坊在县治东,
  德盛坊在县治南。
  平遥城外农村,明代设三十个里,但中间有过更名和变动,故累计三十一个里。即:
  永泉里 泉乐里 长泰里
  和顺里 永安里 嘉庆里
  丰盛里 吉昌里 兆康里
  臻祥里 集福里 佳瑞里
  普净里 居仁里 由义里
  遵化里 正道里 东安里
  西宁里 冀清里 公平里
  行善里 襄城里 康阜里
  庞公里 仁和里 靖乐里
  明信里 和周里 独半里
  三屯里
  清王朝建立以后,于顺治元年(1644),诏令天下户籍管理实行“保甲制”。《清史稿·食货一》:“世祖入关,有编置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其寺观也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
  清代推行的保甲制取代了明代里甲制以后,里甲制虽不再发生其社会户籍管理的作用,但又成为汉民族各姓氏宗族辨析血统远近的主要标志。
  众所周知,明初由于为了解决一些地区土地闲置无人耕种,而另一些地区则存有大量无田之户的社会问题,朝廷下令迁徙无田农户,并给予一定的牛、种、车、粮补助和优惠政策。山西当时属人口集中之省份,所以明初计有三次大的外徙移民活动。《明史·食货一》:“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明初由山西外徙的三次大移民中,明成祖朱棣执政的永乐年间那一次规模最大,涉及山西各府、州、县的面最宽,而且统一在山西洪洞县办理有关手续,时洪洞县有一株硕大的古槐树,最令外迁的移民记忆犹新。三次移民到各地后,又屡有从外地再徙者,使山西移民后裔遍布五湖四海,数百年来先民们对许多往事已无法传承,只留下一句饱含热泪的民谣:“若问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各个姓氏宗族迁往各地后,他们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他们在故乡的 “里甲”所属,在海内外同姓氏者,如何攀谈其血统远近,仅里甲而已。同里同甲者,自然五百年前是一家,格外亲切。不同里者,则血亲远矣。姓氏里甲在现存“宗谱”中仍有记载残存,甚至一些年岁较大的老人,仍铭记着自家的里甲,这也仅仅是明代里甲制废除后,所存的馀音了。而数百年来的“里甲辨宗”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黄河寻根文化,对汉民族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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