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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寺
双林寺
 更新时间:2008/3/10 15: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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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寺

  双林寺位于平遥古城西5公里处的桥头村,是一处规模宏大、佛教供奉规制齐全的寺宇,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组成部分。
  双林寺原名中都寺,因古时候该地属中都邑而得名。其具体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寺内现存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大宋姑姑之碑”,碑文后半部分字迹仍依稀可辨:“寺□垣传于古迹中都城者,始自大齐武平年代之前,重修寺于武平二年(571),立于中都城之东上门镇也。当年寻远,特敕□赐中都寺牌额,为铭碣院记,充亿古不朽之名,立万刼津栋之号。”从中可知双林寺重修于北齐武平二年(571),那么该寺初建年代最晚也在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中都邑被裁撤,隶属于平陶。
  此碑文还提示了中都邑故址所在,似应为今杜村。理由有三:
  其一,杜村村堡宏阔,东西长700米,南北宽400米,呈矩形,堡墙高10米,顶宽2米~3米,上有垛堞,有东西南北四门,堡门为砖拱,门上皆设庙阁,东南角有奎星楼,堡内街道规整。相传明代即如此结构,应为古代城邑遗风。其二,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理著作、唐代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二里,秦属太原郡也。”今杜村堡也地处这一位置。其三,“大宋姑姑之碑”文中讲中都寺“立于中都故城之东上门镇也”。今桥头村正是原“上门镇”之所在。三者相互印证,可知今杜村即古代的中都城。
  故中都邑裁撤后,中都寺即根据释迦牟尼“双林入灭”之典故而易名双林寺。
  双林寺坐北面南,今坐东朝西开的古典式牌楼为1992年秋,社会捐资新修的,牌楼上“双林寺”三字,系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遗墨。牌楼里正对的接待室是20世纪80年代从介休农村购买、原拆原修于此处。双林寺山门为砖拱城门洞式,墙垣为城堡式,上有垛堞,行人可登临游览,别有风光。双林寺地处汾河、柳根河等数条河流交汇处,每逢雨涝,易生水患,高大的城墙式寺垣,有利于寺院的保护,可谓是因地制宜而建。山门南面有乐楼一座,现改作陈列室。
  进入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王殿前廊下的“四大金刚”。“金刚”,是梵文Vajra的意译,指的是佛教中的卫士。古代中国佛教普遍沿用古印度佛教的二金刚规制,左称密执金刚,右称那罗延金刚。其塑像多上身裸露,衣缠于腰,手持金刚杵(古印度兵器),怒目而视,或坐或立于寺宇山门两旁。后来因中国汉民族民俗以“四”为吉,一些佛寺便把金刚的数目演绎为四个,称“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
  双林寺的四大金刚仍沿用古印度佛教“缠衣裸体,执金刚杵”的形象,四大金刚头至廊顶,显得高大威猛,其体态姿势及肌肉血管的细微刻画,同现代“解剖学”和“运动力学”相当吻合,不能不令人惊叹。
  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从山门到殿檐下共计十六步,游人每向前走四步,举目仰望,即可发现有一尊金刚怒目盯着自己,令人毛骨悚然,望而生畏。他们犹如铁路警察般各管一段,类似当今的岗位责任制,这种塑造艺术手法,是由于使用了黑琉璃眼球,不但使塑像神气骤增,而且能使其视野定位,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彩塑艺术,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被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天王殿中,正中高高的莲花须弥座上,弥勒佛结跏趺坐,不同于我国南方多见的大肚笑口形象,而是正襟危坐。两旁贴殿墙分坐着八方菩萨。南殿墙前分列倒坐的“四大天王”,为佛教四大护法天神。即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身青色,穿甲胄,手持青锋宝剑;东方持国天王多罗吒,身白色,穿甲胄,手持琵琶;西方广目天王毗流博义,身红色,穿甲胄,手缠龙蛇;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身绿色,穿甲胄,右手持雨伞,左手持争鼠。佛教传入中国后,民间吸收了对四大天王的信仰,视其为佛门护法神祇。约在明代以后,人们根据四天王手中的法器,附会为“风调雨顺”的象征。
  细看四天王的法器,父老相传还有一层文化含义,即塑像者不给南方增长天王塑佩剑鞘,防他以剑入鞘之时,导致世间魔鬼无恐而作乱;东方持国天王之琵琶不塑琴弦,防他一时兴起,弹拨起来,人间山崩地裂;西方广目天王手中的龙蛇,要塑成绕手一匝而紧握不松,以防牛鬼蛇神作乱人间;北方多闻天王手中的伞,从不塑为打开状,否则人间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从老百姓这一有些附会的朴素愿望中,又一次反映出古代中国宗教文化适应社会、适应信众的演变趋向。当然,这种牵强附会的良好愿望,同佛教本义是大相径庭的。
  转过弥勒佛像背后,可看到面向殿后门的渡海观音悬塑像,他骑着“朝天犼”,悠然自得地行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前后有善财童子和被夜*押解的龙女,观音菩萨要带领他们渡向彼岸的“西方极乐世界”,生动地表现了一个早已脍炙人口的佛教神话故事中的场景。
  穿过天王殿,是寺宇的前院,正面为释迦殿,东侧为罗汉殿和武圣殿,西侧为地藏殿和土地殿。武圣为汉民族对三国时蜀汉大将关羽的尊称,他集汉民族儒教伦理中的“忠、勇、仁、义”于一身,千百年来被国人奉若神明,就连海外华人也对他崇拜有加。佛教为争取信众,尊奉其为伽蓝菩萨。土地神本为道教及俗神信仰中的神祇,但由于他司四方之土,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源泉,俗语说“民以食为天”、“万物土中生”。由此可以想见土地神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所以也被佛教吸纳入奉祀之列。武圣殿四壁之悬塑反映的是关羽一生中几件荣耀之事,如“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唯“败走麦城”、“大意失荆州”,不能塑列,因为表现圣人之过,实在有失敬仰。关羽、土地并祀于寺中,既是佛教为占领信仰市场而想出的高招,又是中国佛教中兼容儒教、道教文化的具体体现。土地殿中的土地神之胁侍者金童、玉女,金童不但居上首站立,而且手捧土地印信,而玉女仅持一空印盒而已,儒教中“男尊女卑”之制昭然于堂。武圣、土地二殿不大,但两殿内四壁悬塑密布,这些清代彩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罗汉殿中供奉着十八罗汉朝观音,观世音菩萨居中,十八罗汉分列坐于两旁,高矮胖瘦及表情各异,但全部为汉族人形象。罗汉是梵文Arhat 的音译,大乘教中的崇祀偶像可分三等,罗汉排在佛和菩萨之后,主司在人间传播佛法之职。中国佛教早期一直奉行印度佛教十六罗汉之规制,十八罗汉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唐末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画中,后逐渐形成十八罗汉之中国佛教定规。原十六罗汉都有其梵文法号,那么新增的两位罗汉乃何许人也?有人说是佛教经典著作《法注记》的译者唐玄奘和作者庆友,也有人说是伽叶尊者和弥勒尊者,还有人说是“降龙”(东侧)、“伏虎”(西侧)两尊罗汉,众说纷纭。尤其是对取名降龙、伏虎的说法,遭到道教界的强烈反对。众所周知,宋、金、元、明四代,释道二教并存,朝廷都设有分领两教的机构,专司其职。道教信仰中把四方守护天神二十八宿分为四组,东西南北各司其职,东称“青龙神”,西称“白虎神”。所以道教认为佛教新增的两尊罗汉,取名“降龙”、“伏虎”,显然有损道家尊严,反对之呼声行于朝野,加剧了多年的宗教斗争,因此两尊新罗汉一直未定尊称。
  明代后期,佛教信仰在社会上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主要源于皇帝崇信佛教。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是一部以记录其亲闻、亲见、亲历的明代事件为主的纪实性著作,提供了许多正史未列的资料。书中“释教盛衰”一文载:“武宗(正德皇帝)极喜佛教,自列僧吹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金印赐诰命。……逮至今上(万历皇帝)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
  《万历野获编·秘方见幸》还记载:“(道士)陶仲文以仓官召见,献房中秘方得幸世宗(嘉靖)。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禄荫至兼支大学士俸。”可见嘉靖年间道教也受到皇帝重视,因而“降龙、伏虎”二罗汉名称之争没有结果。直到清乾隆皇帝继位后,钦定二尊新罗汉为“降龙”、“伏虎”,尊号之争才告结束。
  紧*观音菩萨右侧的一位年轻罗汉,既不作跏趺坐,也不作禅坐,而是坐着汉民族礼俗中象征高贵的“太师椅”,此罗汉不是旁人,乃佛祖释迦牟尼在俗为王子时,同王妃耶输陀罗所生的独生子罗怙罗尊者。他七岁时随父入佛门修行,在十八罗汉中排位*前,是其天生佛门悟性高超,早成了正果?还是由于身为佛祖之子,推荐、提携、拥戴者众多而被奉为上座?凡夫俗子自难知晓其中奥秘了。
  十八罗汉本来各有梵文法号,但老百姓嫌其繁琐难记,皆取其外貌尊容特征加以称呼。如胖罗汉、醉罗汉、矮罗汉、哑罗汉、病罗汉、长眉罗汉等等。似乎太不礼貌了,但佛心慈悲,从不见发怒,大约并不责怪人们,反而感到亲切吧。这一组彩塑群创作于何年,有说明代者,有说宋代者,暂难定论,但对其高超无比的彩塑技艺,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由于这些罗汉形象逼真,呼之欲出,全国各重点美术院校,历年来都把平遥双林寺作为实习基地,罗汉殿彩塑被列为重点标本。或进行泥塑,或画素描,或画国画,都来此进行临摹实习。可见平遥宗教文化对于当今的文化艺术,仍有借鉴价值。
  地藏殿中为“十殿阎王拜地藏”的奉祀格局,以地藏王菩萨为主祀。《地藏十轮经》中说他:“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地藏”,故名。中国佛教中言其道场在九华山。佛家传说其受佛祖入灭前之托,在释迦既灭、弥勒未生之际,自誓度众生,拯诸苦,只要地狱中还有一个鬼魂,他就誓不成佛。真有点儿“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令人敬佩。
  关于地藏王菩萨在俗世的来历,中国佛教及民间说法很多。但较流行的说法是:地藏菩萨本为南耶王舍城人,俗名傅罗卜,其父傅相,母刘氏,皆素食。傅相去世,刘氏听其弟劝而开荤,死后入地狱。傅罗卜出家为僧,法号目莲(一说目犍连),为救母于饿鬼群中,设盂兰盆会超度母亲。后抵九华山,九十九岁时坐化,死后三年,颜貌如生。这一传说充满了汉民族儒礼中孝悌为本的色彩,是中国佛教容纳吸收儒教文化的又一例证。中国佛教把他同文殊、普贤、观音并列为四大菩萨。地藏菩萨的胁侍左为道明和尚,右为闵公,闵公本来是道明的父亲,但他出家较晚,反倒成为儿子的“师弟”了。
  十殿阎王分坐地藏菩萨两旁,皆为汉民族唐宋时期的服饰。但“十殿阎王”原本是源于佛教文化的,始于唐末,道教也通用。从《释门正疏》中可知,十殿阎王各有尊号,即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伍官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王,分掌地府十殿,主司阴间对“鬼魂”的审判。十殿阎王再往两侧,分坐着“六曹判官”。分“六曹”各掌其书札、档案、生死簿等。封建社会中央政权机构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衙门里有“六房”,宗教中也遵照“天人合一”的礼制,设想地府有“六曹”,设判官各司其职。从这里可窥得宗教文化的神话设计,都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文化,并服务于人类的社会文化。现代人不再去充实、发展宗教文化了,它也就一陈不变了。否则,地府也应搞机构改革、评定职称、竞争上岗了。
  阎王的称呼来自古印度佛教的阎魔罗阇(梵文Yamazaja),原为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阴间主宰,后为印度佛教所吸收,看来普天之下人共此心,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都曾经有过天人合一的宗教文化,都虚拟过“冥冥地府”的鬼魂世界,不仅汉民族如此。《法苑珠林》云:“阎罗王者,昔为沙毗国王,与维陀如生王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主。臣佐十八人,悉愤怼同誓曰:后当奉助治此罪人。十八人即主领十八地狱也。”中国佛教自成一体,仅用“阎罗”之称呼,实质内容已大相径庭了。看来我们的祖先,在引进别国的先进文化时,不仅仅是拿来主义,还要结合自己的国情、社情,进行合理改造。绝不全盘照抄,生搬硬套。
  地藏殿佛台下,陈列着许多组小泥塑,连绵不断,工艺上乘,可惜年湮久远,损坏颇多,只能知其梗概了。内容按佛教“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程序罗列,展示了许多地府的酷刑,其惨烈程度,更甚于封建社会人间苛政酷吏所施之刑。用生动的可视形象去恐吓信众,比以宗教教义枯燥地说教效果更佳。尤其对早年文化素质极低的农民、妇女来说,他们占人口比例极大,又易于盲从,这种教育手段更显得高明,教育的主导思想是儒教礼制和佛教的因果论相结合。其中望乡台、鬼门关、金银桥等源于汉民族民间习俗,而“锯身”、“磨身”之酷刑,则更赤裸裸地展示了儒家说教。如果一名女子生前曾嫁两房,死后亡魂归谁?阎王将令鬼吏把她们从正中锯开,平分给两位生前夫君;如生前嫁三房以上者,死后到地府,阎王也难以判决,只得把她们用石磨磨得粉身碎骨,搅匀后平分给各夫君。笔者窃思,如果那时候人间有了“克隆”技术,再婚女子死后是否就不必受此酷刑了,但可能宗教文化的主宰者们,不会将此项技术准予引入地府之中。由此可知,封建社会的妇女生前无人权,死后连“鬼权”都没有,她们在“四权”(皇、父、夫、神)统治下,永远是丈夫的附属品。把儒教文化伦理中的“三纲五常”、“贞节观”,用神权加以强化,非常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必然为统治阶级所提倡、保护、支持,佛教也就能延绵不息,香火不断。
  释迦殿是双林寺前院的正殿,旧时称“西方景殿”,据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寺观》载:“(明)隆庆六年(1572)又增修西方景殿五间,道光庚寅重修。”而新续修的《平遥县志·古代建筑》中却说“释迦殿,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显然是一个错误。释迦殿为五楹开间,单檐悬山顶,正中塑释迦牟尼莲台须弥坐像,两旁为其弟子阿难、迦叶二菩萨的女性化身。
  释迦殿虽建于寺中轴线,但不是全寺第一主殿,所以上限高度不得高于大雄宝殿,而且不配有月台,实际是信徒叩拜佛祖的预演室,也是加强佛门说教、介绍佛祖生平的立体陈列室。殿内四壁悬塑、壁塑林立,分层分节地依次连续排列一百多组小彩塑,把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八相成道”经历,即“下天、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八个阶段,编成连续的许多佛传故事,供佛门弟子和虔诚的信众们瞻仰,启发他们更加潜心修行,早成正果。这种说教形式有声有色,手段高明,是道教及其他宗教场所见不到的。本县乃至全国大多数佛寺,都有佛祖生平介绍,但多用壁画形式表现,唯双林寺独用泥彩塑形式,直观形象,影响效果更好,艺术水平及观赏价值更高,堪称一绝。当然,所需人力、财力也比壁画多得多,只有以平遥商帮的强大财力作后盾,宗教文化艺术水准才有可能达此高度。
  释迦殿佛祖背光后面,也有一组渡海观音悬塑。观音菩萨坐于一瓣红色的莲花瓣上,行于汹涌的波涛之中,善财童子、龙女、十大弟子等随行。双林寺许多殿宇内,除主体泥塑外,四壁及空中悬塑、壁塑满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限的室内空间,使艺术主体处于众星捧月般的簇拥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圆满。平遥历史上佛教文化的兴盛,也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当年作如此构思设计和艺术主创者,绝非等闲之辈,可惜其姓氏里居都已湮没无闻,观者只能默示敬佩之意。
  释迦殿东西两旁,分别为钟楼、鼓楼,为佛家“晨钟暮鼓”习俗的常规设施,凡佛教寺宇处皆有之。钟楼上悬挂着巨大的铸铁钟,为明嘉靖年间铸造,旧时每日晨曦中僧人登楼撞击,声闻十数里。
  穿过释迦殿,是双林寺的正院,正面是宏伟壮观的大雄宝殿,殿前配有宽广的月台,威仪万千。东西两庑是菩萨殿和千佛殿,千佛殿正中主祀自在观音,观音侧身屈左腿垂右腿而坐,悠然自在。佛教传说观世音“观机往救,自在无阂”,故又称“自在观音”、“观自在”、“观世自在”等。
  在中国佛教中,观世音菩萨在民间受到普遍信仰,而且形成一种偏信,许多百姓甚至只知观音,不知佛祖。观音本译作观世音,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佛经谓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众生受难之时,只须念诵其名,即能解脱困厄。《妙法莲花经·普门品》云:“观世音菩萨,称名,即时观其声音,皆得解脱。”观音和文殊、普贤、地藏合称佛门“四大菩萨”,又同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观音还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唐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观世音始简称“观音”,看来在旧时“天人合一”的礼制中,皇权仍是至高无上的,法力无边的观世音菩萨,也不得不为避凡胎肉体的皇帝之圣讳,改变自己的名号,这就是历代宗教文化必须服从于彼时现实社会文化的有力证明。
  观音来源于印度古代神话传说,原为转轮王太子,也有的说观音是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国国王威德的儿子。中国佛教则传说观音本为妙庄王之女妙真,或为马郎妇等。佛教称观音有33种化身,可救众生12大难,根据需要可变换性别、身份。唐以后,寺院和民间供奉之观音像,多为雍容高贵的妙龄女郎。相传观音显相于浙江普陀山,从此设道场说法。旧时民间妇女多崇信“送子观音”(观音的化身之一),凡祈求子嗣的妇女,皆对其虔诚祀奉,顶礼膜拜。早年平遥城乡佛寺中有许多“观音堂”,观音成为寺院主祀者,除佛祖外,其他诸佛、菩萨都无此殊荣。
  自在观音右侧,站着一尊威风凛凛、怒目凝视、身穿甲胄、虎背熊腰的武士,是佛教护法天神韦驮。韦驮是梵文Skanda的音译讹略,佛教谓其为四大天王中南方增长天王属下的八大神将之一,能驱除妖魔,保护出家人,护持佛法。唐朝以后,许多寺院都把韦驮供于天王殿中弥勒佛身后,一些寺院还设殿专祀,平遥双林寺则将其供于观音之前,别具一格。这尊韦驮像,艺术水平精湛,为双林寺一绝,为美术院校实习生重点临摹塑像。殿四壁有数百个小型悬塑菩萨化身,神态各异,无一重复。殿门后伫立着明景泰年间,重修双林寺的修造主牛普林、冯妙喜的等身塑像,他们生前虔诚信佛,死后塑像陪佛,也算是各得其所,终成正果。佛门以此激励信徒,争取信仰市场。
  菩萨殿里主祀的是千手观音,是观音菩萨的又一种化身。其实只有十三双手,二十六只手臂各持不同法器,包括日月星辰,表示观音菩萨法力无穷。如果细细观赏这尊千手观音,你会发现他的每一双手臂,都在正常位置上,这种天衣无缝的造型设计,其艺术水平令人叫绝。千手观音殿门一侧,也有一尊同人等身的另一位神将韦力的塑像,身穿甲胄,虎视眈眈。殿内四壁有数百尊菩萨全身站像,衣襟飘飘欲动,似在行路之中。其中有一尊菩萨像,看似闭口不言,但取下闭口嘴这层泥塑外壳,下面还有一张嘴,而且似在滔滔不绝讲经。这个奥秘数百年来无人发现,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一位外国游人发现,堪称稀世之宝,被雅称为“两面三刀菩萨”,其头部已被取下单独珍藏于馆内。
  大雄宝殿通常为中国佛教寺院中轴线上最高的主体建筑,殿中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大雄是梵文Mahavira(摩诃毗罗)的意译,原为古印度耆那教对其教主的尊称,佛教也用做释迦牟尼的尊号,意为像勇士一样无畏。中国佛教把佛祖至尊之殿,统称为“大雄宝殿”。
  双林寺中的大雄宝殿气势宏伟,宽敞开阔。据清道光十五年(1835)四月“重修双林寺碑记”载,该殿原为七重楼阁,高可望省,因火灾被毁。现存为明景泰年间重修之殿。从殿的前柱下旧柱石基考证,原殿柱约直径三尺,传为七重楼阁是可信的。大雄宝殿中供奉着一组“三身佛”。根据大乘教的信仰,三身佛表示释迦牟尼的三种不同化身。中尊是法身毗卢遮那佛,左尊是报身卢舍那佛,右尊是应身释迦牟尼佛。三身佛两旁是左右相向而结跏趺坐的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平遥双林寺的大雄宝殿中,还有一处独特的供奉格局,正中法身佛佛台前,立塑着一尊3米多高的接应佛,又称阿弥陀佛。佛教传说,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佛,他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又是佛祖如来的接应佛,类似现在的“秘书”。一切有求于佛祖或想朝拜佛祖者,都由阿弥陀佛负责接应、处理、安排,所以信徒们须先合十默念“南无阿弥陀佛”,接应佛即降临你身边了。“南无”在这里应读梵文原音“Na Mo”,即梵语“致敬”的意思。久而久之,“南无阿弥陀佛”就成为佛教净土宗的口头禅了,更成为现代中国佛教显宗的通用语。接应佛常年站立于佛祖身旁,自是十分辛苦的,但如果他有灵有知的话,领此“肥缺”,此生似应足矣。
  从艺术塑造角度讲,接应佛体量高大而重心偏上,在重力作用下,年长日久大有风化坍塌之虞,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此尊站佛像不宜采用木骨架泥堆塑的常规彩塑办法,而是采用生铁铸其粗坯,再贴泥彩塑,外观同其他佛像并无二致,古代的这些能工巧匠们,设计得真是细致合理,无处不周。
  大雄宝殿后面,还有一座“娘娘殿”。所谓“娘娘”,即民间俗神信仰中的“送子娘娘”。为何能同祀于佛门?考察寺中碑文,方知该殿之由来。明正德年间,桥头村曹氏宗族,大约出于汉民族儒教礼俗“母以子贵”的伦理,共同捐资于大雄宝殿后面,新建“佛母殿”五楹,供奉释迦牟尼俗间生母迦摩叶夫人。旧时中国封建礼制规定,儿子会试及第或封任高官时,其母照例要敕封诰命夫人。迦摩叶既生佛祖,理当香火奉祀,故有好事者议而为之。当年佛母殿之奉祀格局,今日已无稽可考。现在看到的是“送子娘娘”殿,同原来修建佛母殿者的本意已相距甚远。
  众所周知,汉民族习俗一向以祈求“三多”(多子、多福、多寿)为重,古代农民信众的宗教知识和文化素质不高,自然会把佛母错拜为送子娘娘,消息不胫而走,妇孺纷至沓来。寺院主持及村中纠首,谁又有雅兴去做认真解释呢?久而久之,以讹传讹,佛门不得不屈从于这种习惯势力,以保证信仰市场的稳定和扩大。约至清代修葺时,干脆改为了送子娘娘殿。殿中,送子娘娘端坐正中,两旁设东尊娘娘、西尊娘娘各两尊,按儒礼男左女右之制,分司送男孩、女孩之职。东西殿墙下相对而坐着两位乳娘塑像,佛台下两侧塑供养人(求子女者)数尊。送子娘娘个个雍容华贵,慈眉善目,一派汉民族贵妇人形象。求子女的供养人,求男者有抱背着四个者,求女者却只抱着一个,足见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陋俗无处不在。
  严格地讲,娘娘殿之神像、背景装饰等,同全寺各殿宇格格不入,格调也有些不伦不类,但其香火之盛,至今仍冠盖全寺,殿内及塑像身上的花红、披风、锦旗等满目皆是,荣耀之至。可以推想明清时期的佛教,为争取信仰市场,兼容其他文化的灵活作风,堪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大雄宝殿东侧有小堂一间,自成一体,名曰“贞义祠”。供台上平卧一尊身着明清服式的姑娘塑像,只见他骨瘦如柴,面带病色,正闭目静养。一老妪盘腿坐在右侧一把椅子上,身小背驼,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双眼直视游人,似在哀叹,更似乞求。百姓不知其故,只俗称睡姑姑和药婆婆。据说此塑像是根据当地的一个故事而塑造的,但有说二者为婆媳关系者,子亡媳病,婆婆竭力照料,熬汤煎药,后媳妇终于不幸病故,婆婆也坐在儿媳身边羽化成仙了。也有说二者为姑嫂关系,小姑自幼多病,一直未嫁,父母双亡,贤嫂尽心侍奉在侧,从不嫌弃,直至小姑病逝,贤嫂也坐化成仙了。不管二者是何关系,总之,贞义祠中的塑像,为人们树立了正确处理婆媳或姑嫂关系的典范,同时也宣扬了佛教的“因果论”。
  娘娘殿和贞义祠之游,不禁使笔者悟出一个道理,即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包括宗教文化,没有永恒不变者,必须审时度势,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改革和完善,必须顺应统治阶级的要求,适应社会人群的思潮。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其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只会被社会所抛弃,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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